与巫青四轮谈判八易其稿 华团诉求的三次风暴（二）

文：黄进发

编按：此文为黄进发于8月26日在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与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联办的“粘力与张力――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内关系学术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诉求（1999－2002）：华裔马来西亚人的“烈火莫熄”》论文的部分内容摘录。


“双佳节献辞”：媒体战的斗智

22 日上午11时，谢春荣与黄进发在民青团邓章耀、卢永平陪同下到巫青团长Hishamuddin私邸与之见面。Hishamuddin当时单方面建议，共同 声明内容应该包括（一）诉求工委会承认触及马来特权课题；（二）同意敏感课题不再重提。诉求两位代表不以为然，惟将有关建议带回工委会内部讨论。工委会成 员开会讨论形势后，以为切切不能接受巫青团建议，惟同意继续保持对话，并决定发表“[圣诞节与开斋节]双佳节献词”。这份在圣诞节前夕发表的“双佳节献 辞”，表明工委会支持联邦宪法第153条（马来人与沙砂土著特别地位），只是要求“扶弱政策应该有监督与制衡机制，以确保不会被滥用，以至真正需要扶助者 求助无门”。 这是自林连玉先生在1956年《马来前锋报》发表开斋节献词后，44年来华团领袖第一次皆节庆向马来社会表达政治性看法。工委会当时的盘算是希望能通过有 关献词直接与马来社会沟通，并且利用圣诞与年终假期作为缓冲期，以度假为名避免媒体上的交锋，希望新年后形势已经较为平静。

不 料，巫青团或民政党显然识破这个构想。24日下午，民政党署理主席郭洙镇与巫青团长Hishamuddin在半个小时内陆续联络工委会主席郭全强。前者表 达愿意作为桥梁之议，后者表示本身面对解决诉求争议的重大压力。郭主席强调，诉求的文告与献词，都在支持对话；不过当天下午还是以世交身份造访 Hishamuddin。在民政党高层的穿针引线下，诉求工委会坐上了谈判桌。 原本放假的工委与秘书处人员纷纷被召回来。

联合声明：四轮谈判和八易其稿

从26日开始的10天内，诉求工委会和巫青团开始了密集的沟通和谈判。2001年1月5日公布的联合声明八易其稿，最后定案的是第九稿。而这是四轮密集谈判的结果。

第 一稿是由许子根等在12月26日协助拟出共同声明的国文版7点声明。重点包括工委会同意不质疑马来人特权，并不再公开讨论；不敏感的其他课题，则可以继续 协商与努力；接受正副首相劝告不再提起有关种族与宗教的敏感事项，以免危害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在此之前，郭全强、周素英、王超群等为首的诉求工委会8、9 名代表，与郭洙镇、许子根等民政党高层领袖交流。

27日下午6时，诉求工委会代表与民政党高层代表（郭洙镇、 许子根、邓章耀、蔡崇安、林永强、邱瑞昆、卢永平）在Hotel Crown Princess会议室会谈。巫青团传回共同声明的第二稿(英文，9点声明)，内容包括（一）列出诉求中七项被认为触及马来人特权的内容；（二）要求收回 并保证不再重提；（三）要求道歉。

诉求工委会召开第八次紧急会议，详尽地讨论至凌晨1时，拟出共同声明的第三 稿(英文，8点声明)，其立场是不收回不道歉，不过表明《诉求》内容以尊重宪法为前提，任何诠释也必须如此；并对巫青感受与关怀表示理解。会议并委任郭全 强、谢春荣、冯玖玲、吴建成、刘锡通、陈松生、陈亚才、黄进发为代表处理与巫青团会谈事宜。

第一轮谈判：郭洙镇要诉求巫青负责后果

29 日下午4时，诉求工委会10位代表 (郭全强、谢春荣、王超群、周素英、冯玖玲、吴建成、刘锡通、陈松生、陈亚才、黄进发) 抵达会议指定地点Sultan Ismail 路的 Hotel Equatorial ，与4位巫青代表（Datuk Azim Hamidi, 巫统最高理事； Khairy Jamaluddin, 副首相特别助理；Ahmad Zaki Zahid，巫青团长特别助理； Munir Abdul Aziz），在7位民政党代表（郭洙镇 、许子根 、蔡崇安 、邓章耀、卢永平 、邱瑞昆与马伟祺）陪同下会谈。

巫 青团代表表明（一）要求收回所谓触及马来人特权的七点诉求，并向马来社会道歉 ，作为谈判基础，用词可以斟酌；（二）以收回7点换取巫青团对76点的支持，对诉求有利；（三）诉求在大选和补选前提出有政治意味，所以马来人感到不满； （四）马来人特权是马来人课题，特权要废除，但必须由马来人来提；（五）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就是给予马来人优惠待遇(priority)，所以扶弱政策不能 不分种族；（六）触及特权，马来人的情绪已经被挑起，不收回后果堪虞；（七）质疑联署团体是否详细研究过诉求；若无，收回也不必委托。

诉 求工委会代表表明（一）诉求出自要求国家进步的善意，无意挑战宪法内的马来人特别地位（二）诉求所要求改变是长期的；（三）政府可以不接受任何诉求，但不 能要求民间收回；（四）工委会没有委托更动诉求内容，要收回要2000个团体委托；（五）华社提出诉求是因为整个社会受苦(in pain)；（六）这不是马来人问题，是全民问题；（七）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和消除族群的经济功能划分，不是给予马来人特惠；（八）情绪 是马来西亚前锋报等挑起的，不是华社。

谈判期间，郭洙镇针对诉求工委会在鲁乃补选中的角色提出质疑，并认为如果会议不成而局势紧张，则诉求和巫青团应该付起部分责任。

第 一轮谈判结束后，诉求会谈小组在晚上8.00召开会议，做出的重要决定包括：（一）在第二天晚上召开工委会会议，知会与征求工委会委托；（二）与基层接 触，取得他们的回馈，并以此告知巫青团不可能道歉或收回；（三）发动外界舆论以争取支持；（四）以开放态度和各党接触、对话；（五）准备更多有关国阵领袖 本身主张废除特权的剪报以强化诉求的正当性。

30日晚上8时，工委会召开第九次紧急会议，列席者包括蔡庆文及 林源德、黄文华、吴木炎等商会代表。商会代表的意见包括：如果双方都相持不下，局势会紧张；诉求应该从巫统的派系斗争中抽身而出。经过冗长的讨论，工委会 决定保持不道歉、不收回、不修改的立场；但是同时应该继续与巫青团对话。巫青团代表虽然“耍赖”地强调马来人特权不得挑战，否则马来人会amok； 但是在摆事实、讲道理时对方还是会心虚。华社向来缺乏和马来社会缺乏对话的机制，因此工委会应该继续和巫青团继续对话。另一方面，民政党郭洙镇不中立的角 色，则受到批评，认为双方既已见面，就可礼貌地向民政党表达不再需要它扮演中介者角色。会议同时也决定应该同时与其他政党、社团保持接触。这个会议也决定 了，由于Hishamuddin没有出席会议，所以主席作为主帅，也不必出席；而谢春荣、冯玖玲、吴建成、刘锡通、陈松生、陈亚才、王志坚与黄进发则被授 权在工委会立场下与巫青团会谈。

第二轮谈判：“不收回、不道歉”，巫青大怒

诉求工委会与巫青团在除夕上午展开第二轮谈判。巫青团代表仍为Azim, Khairy, Zaki 与Munir 四人；工委会代表为30日委任之8人；民政党代表包括郭洙镇、许子根、蔡崇安、邱瑞昆与卢永平等。

谢 春荣表明诉求工委会“不收回、不道歉”立场后，Azim立即表示愤怒，认为诉求工委会没有诚意，当会谈仍在进行时，部分成员却仍展开巡回演讲、或与公正党 保持联络。（争取舆论支持是诉求谈判代表在29日第一轮谈判后内部会议的共识；联络其他政党是工委会30日会议的决定。）谈判小组花了一些时间查核事实及 阐明工委会超越党派的立场。

巫青团态度稍微软化后，民政党即刻提出他们建议的修订版本‘第四稿’（英文），以便取代第三稿的第二页（第5－8点）。重点是取消了“道歉”的要求，不过依然要求工委会“删除”(delete) 巫青团所抗议的七点。

双 方同意讨论民政党的建议，于是要民政党退出的要求便没有提出来。双方代表后来把歧见缩小至有关七点的处理上。谈判小组的建议是原来第三稿的“should be approached with care and due consideration for the sensitivities and feelings of all ethnic groups concerned”。 巫青团代表却坚持“be retracted and not to be repeated”。 谈判小组坚持，工委会没有权利代表后代把讨论的门关起来。

经过反复讨论，双方同意暂定“第五稿”（英文，五点声明），有关七点的处理有两个选择：
a. be kept in abeyance；
b. be retracted and not to be repeated.

第三轮谈判：有条件搁置“争议7点”

诉 求工委会与巫青团的第三轮谈判在元旦晚上举行。工委会再一次以民主讨论为谈判定下底线。经过非常详尽的讨论，会议采纳了三点看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谈判小组 将重提“should be approached with care and due consideration for the sensitivities and feelings of all ethnic groups concerned”，最后底线为“be kept in abeyance”。此次谈判同样授权八人小组进行，主席不参与。第二点是谈判时间过长对工委会不利，因此小组应掌握主动，每次谈判应该不超过2小时，谈 不出结果就停止。第三点是过去未能执行的决定：争取直接谈判。

当晚8时，诉求工委会与巫青团代表第三轮谈判。巫青团不接受工委会提出的第六稿，整个谈判拉锯了近7小时至凌晨3时许，争执点就在于是否要把未来讨论的门关上。最后，双方同意提出两个方案作为选择：

选择一：
agree that the above-stated Seven Points be put aside and not raised in view of the prevailing ethnic tensions and in the interest of racial harmony；（第七稿（甲），英文）

选择二：
Having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ollowing:
…
2. The prevailing ethnic tensions;
…
agree that the above-stated Seven Points be put aside and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Malays and the Natives of Sabah and Sarawak within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53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not to be questioned.
（第七稿（乙），英文）

工委会在1月2日晚上召开的第十一次紧 急会议，完全否决了选择二，因为其意思更加严峻；选择一则改为put aside in view of prevailing ethnic tensions作为最后方案。工委会为退出谈判桌划出底线：如果两天内巫青团没有接受这个最后的方案，则工委会就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表明本身立场，甚至 用首相的方式表达歉意，强调没有“族群紧张”。谢春荣、黄进发在第二天下午与巫青团代表私下见面，传达会议决定。巫青团要求在4日下午5点继续会议，而 Hishamuddin也对郭主席表达失望。

第四次谈判：马来报章解读为“收回”

在 第四轮谈判前，政治部Christopher Wan 和ASP Chong到谢春荣的律师楼拜会，与会者包括黄进发。会上，Wan告知有人认为谢春荣是会谈的绊脚石(Stumbling Block)，谢春荣指出这种指责的谬误，并且表示，如果警方因此要逮人，他无话可说。Wan表示他只志在了解详情，政治部尊重个人的政治取向，只在乎国 家治安；警方只为Government of the day 服务，不管谁当政。

第四轮的谈判从下午5时开始，主席郭全强，副主席周素英，工委王超群亲自参与谈判，与谈判小组六人（陈亚才与王志坚除外）一起面对巫青团代表。谈判过程双方屡次僵持不下，最终工委会作出退让，达成共识同时有条件搁置所谓“争议7点”:

agree that the above-stated Seven Points be put aside in view of the prevailing ethnic tensions and the special rights, position, privileges of the Malays and the natives of any of the states of Sabah and Sarawak as enshrined in Article 153 and other such relevant articles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not be questioned;
（第九稿，英文，五点声明）

郭主席在第二天（5日）上午的工委会紧急会议汇报第四轮谈判结果和联合声明内容，并为联合声明之中文版定稿，其关键内容为：

同意上述“七项”在当前族群紧张的考量下被搁置，而联邦宪法第153条与其他相关条款下马来人与沙巴、砂劳越土著的特别权利、地位与优惠不被质疑；

下午4时，双方共同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联合声明。马新社、马来西亚前锋报、每日新闻等迅速解读为诉求“收回”7点。华社则哀怒交集，既有人悲叹华社自我断送言论自由，甚至送花圈悼念，也有人怒责巫统过分。

工委会内部的三种不同思考

反 思谈判过程，工委会内部显然有三种不同的思考。第一种是要解除危机，不希望因为诉求工委会的任何决定让种族主义者有机可乘，制造动乱或者镇压的口实，因此 强调和巫统对话。第二种注重族群尊严和言论自由，为了保障这两者不惜让与巫统的谈判破裂，认为马来社会未必都支持巫统。第三种介于两者之间，愿意与巫统一 起解除危机，但不愿意牺牲族群尊严与言论自由，因此特别在意联合声明的文字攻防，不该让步就坚持不让步。许多人在不同阶段体现不同考量，但最后联合声明在 压力下出炉，显然是第一种思考占了上风，是否正确显然只有历史能判断。现在距离7年，或许可以比较合理地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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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团诉求的三次风暴（一）：恫言烧雪华堂及鲁乃效应

恫言烧雪华堂及鲁乃效应 华团诉求的三次风暴（一）

文：黄进发

编按：此文为黄进发于8月26日在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与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联办的“粘力与张力――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内关系学术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诉求（1999－2002）：华裔马来西亚人的“烈火莫熄”》论文的部分内容摘录。


诉 求从1999年8月的提呈83点到2000年1月的“搁置”7点，间中经过了三次风暴的考验。如前所言，《资料汇编》收集了大量剪报，并为前两次风暴提供 了详尽的叙述，本文谨此为帮助读者理解作重点介绍。第三次风暴的一些细节，由于至今并未作出公开讨论，本文将根据本人作为当时执行秘书的个人纪录与记忆所 及，整理事件的演变，方便后来者作更深入地分析。

a.第一波：华社争议到国阵“拿香跟拜”
1999年8月－9月

工 委会在8月16日公布《诉求》全文后，即在全国争取联署，最后在大选前获得2098个团体签署。在吉隆坡，却有数个“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以 及“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商联会）、马来西亚全国小贩总会（贩总）、雪隆华人行团总会等数个大华团拒绝联署。其中商联会表示无法赞同提出时机与表达 方式，认为“本会所采取的协商路线与所坚持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的鲜明立场，经取得良好的效果”。 华总以署理会长方天兴为首的5人小组在研究《诉求》一周后认为《诉求》内容需要加强，提出争取华裔出任第二副首相、财政部长、副农业部长、第二国际贸工部 长等职位。

这种种族观点并未得到华社舆论与工委会认可，而华总中委会最终在9月2日秘密投票中以24对5通过 “不签署却认同”，并随后致函三个部门要求会面以提出三份备忘录。三份备忘录触及华小、电视台华语节目与中秋节列公共假期等课题，而完全不提之前华裔第二 副首相等高职诉求。漫画家小曼（陈再藩）以“认同结婚但不肯签署结婚证书”著画讽刺。

一周后，国文《每日新 闻》头版刊登“华总抨击华团诉求”的新闻，引述华总会长张征雄的话说“这一小撮华团不应该乘着大选来临而追求个人利益，无视国阵恩惠。”张氏随即归咎记者 错误引述谈话，但是有关澄清后来并未见报。教总副主席斥华总反诉求言论为“自绝于华社，令人齿冷！”

面对《诉求》，巫统姿态强硬。副首相阿都拉在9月6日表示，国阵不允许讨价还价。首相马哈迪在9月14日定调“大选提诉求为施压手段”，并定性工委会为“无代表性”的少数人；9月20日进一步“警告华团勿藉诉求威胁政府”

马 华与民政承受巨大压力，进退失据。最早时，马华即表示认同《诉求》，其副总会长冯镇安甚至抨击国民公正党与民主行动党“支持诉求立场不明”。在阿都拉表态 后，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在9月9日建议把《诉求》带入“第二国家经济质询理事会”（MAPEN 2），再于9月19日表示将向内阁解释。 如《星洲日报》9月20日社论所言，林氏立场显示“支持《诉求》的民意逐渐被重视”。而《诉求》没有提出华总所要求的华裔副首相一职，竟然成了内阁认为 《诉求》符合《2020宏愿》的依据。9月24日，马华、民政党和人联党部长代表内阁原则上接纳《诉求》。 国阵接纳之后，一些马来团体如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 （马来学联，GPMS）继续要求工委会撤销诉求。

这一阶段 诉求所面对的责难只在于“威胁国阵政府”。由于在野党已经表态支持诉求，国阵别无他法，只能“拿香跟拜”。这段风波大部分发生在于华社内部，也不严重。对 一些在野党支持者而言，在国阵也接纳诉求之后，华社内部原来燃起的不满即刻得到缓解；国阵最终得到了过半的华人支持，诉求因而是失败的。这种批评，当然是 无视诉求通过提出本身政策偏好以促进朝野正面竞争的理念的。从后者出发，在朝野政党都认同之后，诉求所能够与应该做的便是监督政党对诉求具体内容的落实。

b.第二波：巫青团恐吓到与马哈迪对话
2000年8月- 9月

为 了跟进诉求17项83点的项目，诉求工委会在2000年5月开始设立本身的秘书处，并委任黄进发为执行秘书。在此之前，诉求工委会秘书处的工作在不同阶段 由董总秘书处 （钟伟前）与雪华堂秘书处（陈玉璇）代为处理。秘书处在后期增加多一位行政主力，正式编制为两个全职人员，但一直得到尤其是陈玉璇和工委会一些成员团体秘 书处人员的支援。秘书处早期的最主要工作是发表文告，但在义山事件中则协助规划与建立网络工作，是6月义山代表团去国会进行问卷调查的策划者之一。

8 月16日是诉求一周年纪念。工委会邀请了朝野政党共庆其盛，结果替阵四党都有派代表出席，国阵却只有民青团领袖贺绍和到场。次日，中英文报章皆正面报道庆 祝会，唯独《马来西亚前锋报》却以封面报道“华团重提诉求”，让《诉求》一周岁的生日会成为马来社会争议点。新闻刊出当日，13个马来团体的500名代表 到布城向首相提呈备忘录，坚决捍卫“马来人特权”。

《资料汇编》的导言指出：“《 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报导， 其 实 具 有 特 定 的 政 治 议 程。查8月8日， 前 副 首 相安华 滥 权案下判，当日、11日、13日，民众一周内三天在首都、双溪毛糯示威。当8月10日《远东经济评论》（8日之前就可买到）在“Affirmative Reaction”一文中刊出隆雪工商总会秘书蔡国治“土著优惠政策应该检讨”的言论时，《马来西亚前锋报》借机从14日（星期一）起连续三日以封面头条 抨击蔡氏言论和捍卫‘马来人特权’，把国人焦点从安华案转移至“马来人特权”的争议上。“

8月18日（星期 五），巫青团副团长阿都阿兹带领约两百名巫青团员到雪华堂示威。秘书谢春荣律师带领9名工委会代表大方地邀请巫青团代表入内讨论彼此的歧见。阿都阿兹粗野 地以食指指着谢律师的鼻子嚣骂，并限期工委会在一周内收回《诉求》，并向土著 / 回教徒社会道歉， 否则将号召更多的人来雪华堂示威。而其团员同时展示“马来西亚＝马来人”等种族性标语，甚至恫言火烧雪华堂。

工 委会决定不道歉也不收回。其不亢不卑的态度，激起了全国华社上下的支持与同情，慰问的花篮、电话、书信源源不绝。马青、民青代表尝试居中协调。为了打破僵 局，工委会也大方地在22日（星期二）致函邀请巫青团对话。23日（星期三），内阁会议在副首相阿都拉主持下，要求各方平息争议。24日（星期四），工委 会第三次紧急会议上欢迎内阁决定，并呼吁巫青团与《马来西亚前锋报》停止玩弄种族情绪。在甫归国的巫青团团长喜山慕丁主持下，同日的国青团会议也决定平息 风波。不料，一日后，巫统党内形势有变，巫青团借口工委会解释没有诚意，立场转硬，让争议升级。 但 巫 青 团 也 始 终 没 有 在 七 日 期 限 后 到 雪 华 堂 进 行 第 二 轮 的 示 威。而工委会始终坚持“不收回、不道歉”的立场。

30日 （星期三），马哈迪首相在其〈国庆献词〉中指责《诉求》伤害马来人感情，将工委会与共产党、澳玛乌纳相提并论，举国震惊，华社民众尤其深切感到伤害。有民 众甚至表示考虑移民。31日（星期四），工委会在国庆日发表文告坚决否认首相指责，再次解释诉求本质，并要求与首相会面解释。 《诉求》第二波风暴至此达到高潮。华社强烈的反弹，反而让诉求风波告一段落。

马哈迪诉求会面：各自表述，没有对话

马 哈迪首相最终同意在9月15日在布特拉再也首相署与诉求工委会对话。诉求工委会代表团有20位代表，包括主席郭全强(董总)、副主席周素英（校友联总）、 秘书谢春荣（雪华堂）、财政刘庆祺（南大校友会）、查帐张志开（森华堂）、委员叶新田（董总）、王超群(教总)、李玉书(雪华堂)、陈志成（雪华堂）、刘 志文（森华堂）、叶国灿(福联会)、覃武振(广西总会)、程道中(福州联总)、王志坚(留台校友会)、陈松青(华研)、秘书处成员莫泰熙、姚丽芳、陈亚 才、钟伟前与黄进发。马哈迪把左右留在会议室外，一人与会。会议由上午11.10 至中午 12:15，历时约１小时。

郭 全强主席先按照三语讲稿发表了演讲 。他开宗明义表示“《诉求》代表了华人社会在新世纪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心声。。。。。。我们提出《诉求》，因为爱马来西亚国家和民族。我们认为，国人不能够 自私地仅仅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应该关心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协力打造一个在各领域都健全发展的先进国，成为发展中国家楷模。《诉求》虽然由单一族群 提出来，却是全民的宏愿。一如2020宏愿，它所追求的是一个团结、民主、自由、宽容、进步、公正、繁荣与充满爱心的马来西亚社会。”

他 重申工委会的立场，即“《诉求》尊重宪法精神，并不曾质疑《联邦宪法》第153条对“马来人特权地位”的保障，也“认同首相在2020宏愿提出要建立‘经 济公正社会’的理想。”他强调，“每一个有需要的马来西亚人都应该得到应有的援助，不分种族、宗教和其他社会背景”。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营 造更有活力的环境，从而加强马来西亚民族在国际上的经济竞争力与适应能力，协助国家克服2020宏愿中的第九各挑战。无论如何，我们同意，这改变必须循序 渐进，更必须以全民的共识为先决条件。由于土著占贫困马来西亚人的大部分，有效的‘扶弱政策’将会确保土著仍然是最大的受惠群体。”

他 并提醒， 《诉求》在去年9月23日由拿督斯里林良实、拿督斯里林敬益和拿督刘贤镇代表内阁原则上接纳。他澄清：一、《诉求》“没有极端主张”，“从不曾有意伤害任 何方面的感受”，工委会“不应该与共产党或者‘澳慕阿纳集团’相提并论；二、《诉求》“超越种族和政党，绝对不是对政府或任何人的一种要胁”，“不是‘要 求’”，“只是民主社会中民意的正常反映”；三、其提出“并不是因为马来人的分裂”，华团“早在1983年的《国家文化备忘录》、1985年的《全国华团 宣言》、1989年的《经济备忘录》到1997年的《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都曾提出反对将国民依据种族区分和种族固打制。政党包括马华、民政也曾提 出类似观点。”他期望，这些“巨大误解”将会随着与首相的这次见面而冰释。

马哈迪在郭全强发言完毕后，接下去 发表了54分钟的即席演说。 他宣称马来西亚比其他国家和谐及平安，因为政府考虑了每个族群的利益。“没有人可以得到他们所要的所有东西。每个人都会有所不满。如果每个人都满意，事情 就不对劲了。如果他们有所不满，应该在闭门的场合提出，不是公开宣扬。不然，就会有反击（counter-reaction），那局面就不是你或者政府所 能控制的。”

他辨称马来西亚没有平等，因为“财富在华人手里”，并挑战诉求工委会：“如果你们要，可以去调 查。”在推行新经济政策(NEP)之前，马来人只有少过2%的全国财富，而华人与外国人所占比重分别是30%与60%。他甚至宣称，“（今天）马来人（财 富）超过20 ％。我们是在说谎。真实的数字远远少过20％。许多城镇只有很少马来人。沙登、蒲种还有许多城镇，已经成了华人的飞地。。。。。。。”他表示，在马来西 亚，每个人都被平等对待；政府对土著的优惠，也不过是那20%，以便协助他们提升。

他说：“我们（政府）容许 一些我们不应容许的。举例说，马来人最终把合约给了华人。阻止它是不容易的。缴付所得税者中，名列前茅的都是华人，因为他们有钱。。。。。。在私营化计划 中有许多华人公司。许多路是华人公司建的。拥有森那美、Guthrie的国家能源公司，有一个屋业发展计划就委托给华人处理。马来人甚至买不到屋子。我们 不能公开这些数据，以免触怒马来人。”

他以这种不平等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动乱来合理化马来人的政治支配与经济特 权。“除了政治权力之外，马来人拥有的东西很少。我们给予乡下选区较大的比重。因为如果我们实行“一人一票”，他们将会失去政治权力。他们将会发动暴动， 因为他们一无可失。在1969年，马来人烧的是华人的商店和汽车。今天，我们确保，如果他们再烧，他们会烧到自己的商店和汽车。。。。即使在经济衰退时 期，这里没有暴动。他们没有烧华人的屋子，杀害华人，强奸华人女子。”

他强调，马来人中产和上层阶级都很少。 “因此我们要扶助一些马来企业家, 例如HalimSaad, Tajuddin Ramli。我们却被指责实行“朋党主义”。我们坦然接受这罪名，因为我们需要减少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在单元种族社会，贫富之间会有冲突。在多元种 族的社会，如果富人分布在一个种族，而穷人又分布在另一个种族，那么种族暴动将会发生。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华人富而马来人穷。经济的不平等会产生冲 突。”然而，他宣称政府并没有向共产党般劫富济贫，而是扩大经济蛋糕然后把较大的一份—“新的东西”—给土著。他辨称，马来西亚行政系统虽然不完美却良 好，公务员以马来人居多，是因为他们不能进入私人界。政治稳定倒过来帮助华人经商成功。他的许多华裔朋友告诉他他们在新经济政策下受惠不浅。

否定绩效制与不分族群消灭贫穷

他 否定绩效制，认为“如果单凭成绩录取大专生，那么80％大专生都是非马来人，马来人只有20％。如果专业人士都是华人，而非专业人士都是马来人; 你认为马来人能够接受这种情况吗？我们如何能够不以族群为依据给予不同对待？马来人必须受到保护。” 但他同时表示，马来西亚有600间私立大专院校，几乎全是华人学生；而政府大学有固打制，保留60%学位给马来（土著）学生，但是非土著也有40%。他语 锋一转，批评马来学生不争气，入学的虽占60 ％， 真正能毕业的只有40%；不关心政治的华人学生成了表扬对象 。“我公开指责他们（马来学生）：‘你们不读书。你们去参加示威。’我们有要读书的华人。他们要我中止私立学院，因为那主要是为华人而设的，那是真的。我 告诉他们：‘我不能因为你不要读书而别人要读书就关掉大学。’”

他也反对不分族群消灭贫穷。“如果你不是土 著，政府不能给你。固然有华裔穷人，但马来人穷人更多。”如果政府再帮助贫穷的华人致富，马来人及 华人之间的差距会更大，因为贫穷的华人会愈来愈少，而贫穷的马来人还是一样多，因为马来人没有掌握到致富的能力及技巧。他在临结尾时说：“或许有一天，当 马来人和华人一样行时，我们可以忘却彼此的不同。不是现在。”

他认为华人应该比较马来西亚与周遭国家华人的待 遇，并一再举印尼为例，除了排华暴乱，那里“没有华校，华人不会讲华语，只讲马来语，没有华文姓名”。菲律宾、泰国、美国、英国等都没有华校，在马来西亚 政府却允许它们存在；而且“华文小学和中学比政府的学校更大更豪华”。他宣称：“如果我把这种情况告诉马来人而他们也开始（组织）他们的社团和（提出）马 来人的诉求，那类似1969年的种族冲突必然会发生。。。。。如果万一马来人也提出诉求要关闭华校, 我将我无法处理。 我们将会有如印尼的局面。我不认为它是好的。” 他并举例说，政府今天允许舞狮，但是并没有告诉马来人，因为他们将会愤怒抗议。言下之意，许多事只能做，不能说。“土著、华人、印度人，每个人都不可能得 到他所要的所有东西。”

“我们的秘诀是让每个人都不高兴”

他 以此解释政府为什么必须要强大。如果政府衰弱，它就需要理会每个族群的非分要求。“所以，我们需要三分二的多数。如果你作出不合理的要求，政府将会说不。 我们一定要如此做。这是一个平衡动作。如果我们理会（entertain）你们的要求，马来人会对我们不满；如果我们答应了马来人的要求，你们会对我们不 满。这不容易做。”他自豪地表示，强大的政府正是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族群国家成功的关键。“在1969年后，我们再没有种族冲突。 1969年时，他们（外国人）说，马来西亚已经完了。但是，敦拉萨、敦陈修信、敦山斑丹一起坐下来，想了一个方程式。这方程式如此成功，以致南非都要来向 我们取经：‘你如何扶助土著而不必取自他人？’ 我们的秘诀是让每个人都不高兴。”

会谈一开始时，他就质疑诉 求工委会的代表性。“你们说你们代表马来西亚全民，我不认为你们有权利如此说。你们今天的代表清一色是华人，没有马来人。你们只能说你们代表一部分的华 人。我甚至怀疑你们所有成员会完全赞同你说的话。你们未曾征询他们意见。”对于内阁在《诉求》课题上出尔反尔，他较后对其中的权谋考量直认不讳：“大选期 间, 你们提出一个政府很难接纳的诉求,但对马华及民政却是一个威胁，而他们是我们的伙伴。他们需要你们的支持。如果我们不接受《诉求》，选民可能转向支持反对 党，所以（林）良实只好接受你们的诉求。可是，他们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最后，谁会嬴 ？ 在华人中会是行动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在马来人当中，回教党会胜利。” 诉求工委会绝对可以私下对他或者马华、民政提出要求，但是，在大选前提出就是在威胁政府。如果政府失去华人支持，回教党将会有很多人当选。他表示，有些议 题只能在经济咨询理事会(MAPEN)这样的闭门论坛里讨论；而蔡国治公开发出要求改变政策的声音，是犯了错误，偏偏工委会有紧接其后再提出诉求。“我在 国庆时发表了措辞非常强烈的献词。我要传达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我不这样作，你们就不会当真。。。。。。现在不要提（诉求）。以前，良实说它（诉求）是好 的，他是在要胁下说的。我们现在不能实行它。你们可以见我或者良实。”

马哈迪并宣扬政府经济政策对华人的好 处，不点名地批评倾向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主张经济改革的安华。如果政府选择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方案，外国人就会入主大银行和工业，掌控大局。一部分华人将能够 生存下来，但是，大部分将为外国人工作。政府对外国经济势力入侵说不，不单保护马来人，也保护华裔公司。“对我而言，任何企业的失败就是政府的失败。税是 企业缴的。”他质问，眼前政府虽然将多数机会留给马来人，但是如果政府政策果真都对华人不利，华人怎会发达和成功？

他 也批评回教党缺乏执政能力，尽管他们或许对宗教有很深认识。他也质疑回教党善待华人的真实性，宣称所谓让西海岸猪农迁去丁加奴养猪是回教党的宣传伎俩，因 为那里95 ％是回教徒, 没有适当的地点养猪。相反的，国阵却允许马来西亚这个穆斯林国家拥有本区域最大的养猪场。立白疫灾时，政府出动军队毁猪，还花钱赔偿猪农在—虽然赔偿数额 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这一切政府都没有自吹自擂。另一方面，政府因为没有就“口蹄症”赔偿马来农民，反而在选举中成了攻击对象。

马 哈迪强调，政府公平对待各族；虽不完美，却是华人所能够得到者中最好的。他表示政府会允许华社在文化、语言、教育等方面的要求，但是华社不可提敏感课题， 因为马来人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他举被爱尔兰、印度的族群冲突为例，警告不要去打扰现状；否则，大家都无法阻止事情发生。他质问：“你们要什么？人民互相攻 击，还是一点牺牲换取大家和睦共处？你们回去思量。这是你们的国家，一如是我的。你有你的权利，但请你明智地履行权利。你们回去想想政府是否真的歧视（华 人）？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在平衡各方。”

他最后说“这份文件（指主席致词）是你们的看法。我也表达了我的看法。我不要辩论。你们回去再讨论。”

工 委会副主席周素英提出整场对话会中唯一问题： “东合自由贸易协定(AFTA) 将在2003年开始推行，面对自由化的市场，政府现有的政策是否影响我们的竞争力？”马哈迪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并认为马来西亚不能够接受全球化现在的定 义。如果马来西亚开放让财雄势大的外国银行在全国设立分行，本国银行将承受不起竞争而被接管，最终马来西亚人将没有银行。如果福特入主国产车，他们将会以 国产车没有效率为由结束营运。因此，马来西亚必须采取保护政策，“直到我们的人足够强大为止”。

马哈迪最后表达希望工委会代表能够明了政府运作的方式（government pattern），站起来和每一个代表握手，就走出会议室。

这次会面严格而言是工委会与首相各自表述，没有对话；但是它给了双方一个下台阶，平息8月的风波。

风暴之间的茁壮

经 过这一波的火炼，诉求工委会广为人知，得道多助，堪称是打压的后福。不但跨族群学生团体与砂拉越原住民相继与工委会交流，台湾教授（林若曦）、澳洲与美国 外交官也陆续到访。在华社内部，国家对诉求的打压反证了诉求的功能与价值，使义款源源而来。秘书处成立后，工委会发函全国联署团体支助经费，从6月7日至 8月14日的收获是RM 49,059.00，捐款者9成是联署团体，个人只有4位。巫青打压之后，从8月22日到29日短短8天内，汇入诉求户口的义款增加了RM 4,500.50。9月的义款总额更高达RM 9530.00，其中绝大部分是RM10 到 RM100之间的个人捐款。10月与11月的捐款热潮虽然稍退，但是仍然筹获RM2,260.00与RM2,870.00。12月时，秘书处人员参加董教 总反对宏远学校的宣教运动，一并解释诉求风波，义款又增至RM 17,790.50 。

知名度与资源都有所拓 展的诉求工委会，并在10月下旬国会开始当年第三次会期时，派执行秘书华黄进发到国会观察，并相机对国会议员展开游说。郭全强主席在一周年纪念时宣布的 “国会观察团”至此初步落实。 英文《亚洲周刊》称这种直接面向立法机关的游说活动为“新形态的社会运动”(a new type of activism)。 诉求游说活动常规化的契机，很快被新的一轮风暴终结。

c.第三波：鲁乃补选：马哈迪再次兴师问罪
2000年12月-2001年1月

11 月29日，国阵以500多票输掉吉打鲁乃补选。鲁乃本是安全区，此次失利，很多人相信有两个因素，一是在野党成功挡住幽灵选民；二是华人票倒戈。9月中， 马哈迪首相在国庆日攻击诉求后，在九月中把矛头指向反对宏愿学校的董教总，指责他们 “坚持中国式教育制度”，引起华社愤慨。在鲁乃华人区，替代阵线的竞选运动集中火力就《诉求》事件和宏愿学校对国阵展开攻击，阿都阿兹带领巫青团团员到雪 华堂的照片以及首相国庆日指责《诉求》的新闻被制成海报，到处张贴。国阵高层对失去华人选票大为震怒，《诉求》 及宏愿学校课题被认为是国阵失败 的主要因素，日后甚至祸延南洋报业，导致后者被控制。

12月11日，马哈迪在国会掀起第二波风暴。他在回答马 六甲市区国会议员郭金福的问题时，再次将工委会比作共产党与澳玛乌纳，并指责《诉求》是大选前夕对国阵政府的要胁；而为了避免失去华人选票，政府“被逼原 则上接受”。此言一出，全国华社哗然，而巫统政治人物与国文媒体纷纷抨击《诉求》， 指 责工委会挑战独立时的“社会契约”。13日，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马来学联，GPMS)成员与首相在布城一起开斋。14日，该会主席苏海米带领五百人展开 示威，并恫言提出马来人一百条诉求，包括关闭华小、规定首相只能由马来人担任等，作为对《诉求》83点的回应。马来学联并限期工委会在一个月内收回《诉 求》，否则将号召全国大示威，使族群关系大为紧张，与巫青团互别苗头。一些过气人物也纷纷发表激烈言论。20日与22日，马来学联主导的“马来人之声联 盟”Gabungan Suara Melayu与伊不拉欣。阿里主导的“马来人行动阵线”Barisan Bertindak Melayu相续宣布成立，并发动示威。

马来种族主义分子一方面借机要工委会和马来学联等同时停止提出和讨论 各自诉求，另一方面企图以《诉求》课题进逼回教党、公正党与巫统讨论“马来人大团结”课题，因为马来人选票在大选中分裂。虽然党内有个别异议声音，公正党 与回教党主要领袖辩称《诉求》并无挑战土著地位，反责执政党挑起《诉求》争议，并不与巫统应和。反之，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则相续在15日与19日建议工委会 删除或收回《诉求》中他所谓的“敏感项目”。

在漫天风暴中，工委会始终保持冷静与不亢不卑的立场，阐明人民提 出诉求的权利与本身尊重宪法的立场。当巫青团长希山慕丁表明愿意对话时，工委会立即表示欢迎，并在22日发表文告重申尊重《宪法》第153条。工委会在前 一天晚上的会议决定了同意与巫青团对话、保持接触，但是同时定下“不道歉、不修改、不收回”的底线。工委会并委任谢春荣、杨培根、陈松生、吴建成、陈亚 才、周世扬、李淑贞、周忠信、黄进发负责对话事宜，后来陆续加入王志坚、冯玖玲、刘锡通、刘志文等人。而工委会在不同时期也曾质询李万千、林源德、吴木炎 等人的意见。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71637

华团诉求的三次风暴（二）：与巫青四轮谈判八易其稿

Response to Umar Mukhtar's response to John Mallot

Response to Umar Mukhtar's response to John Mallot

LETTERS/SURAT

Friday, 11 February 2011 admin-s

Umar Mukhtar wrote a letter to Malaysiakini in response to John Mallot's Ex-US envoy launches broadside at Malaysia's racism.

Here is Blogsmith's response to Umar Mukhtar which, although non-Malay, wrote in Bahasa Malaysia which non-Malays often are accused of not mastering:

Encik Umar,
Saya Bangsa Malaysia walaupun kerajaan kami anggap saya orang Cina. Apakah logik ini, tak fasir cakap Bahasa Malaysia atau Bahasa Melayu bermakna tak setia atau racist? Hantar anak ke sekolah Vernacular dan bukan sekolah kebangsaan bermakna tak setia atau racist?

Sejak tahun '70-an yang lepas, kami pun sedar bahawa negara Cina akan menjadi negara penting dan dengan penduduk-penduduk yang begitu ramai akan menjadi pasaran yang begitu besar. Itu sebab kami hantar anak-anak kami ke vernacular school oleh dengan pengenalan bahasa Mandarin mereka akan ada peluang kerja yang lebih luas. Itu bukan racist.

Lagi, lama dahulu, saya hantar anak saya ke sekolah nasional. Apa berlaku? Di sana, cikgu dia sebelum mula kelas akan berdoa secara Islam. Orang beragama Islam memang takut anaknya dipengaruhi oleh agama lain dan akan bantah kalau Cikgu Kristian bermula kelas dengan berdoa secara Kristian. Sama juga kami yang beragama lain. Itu racist kah?

Encik Umar, tahukah dalam sekolah kebangsaan, ada cikgu Melayu yang diskriminasi terhadap orang bukan Melayu. Lagi, ada oleh kerana dasar NEP ada ramai cikgu-cikgu yang tidak cekap mengajar Bahasa Inggeris, Matematik dan Sains. Kami yang ada pengaruhan yang begitu nipis boleh mengubah keadaan itu kah? Itu alasan kami tidak hantar anak-anak kami ke sekolah kebangsaan.

Encik Umar. Walaupun mungkin ada overt discriminasi (harap tidak luas) tapi itu bukan dari orang bukan Melayu sahaja. Tanpa NEP dan lain-lain, pun ada diskriminasi orang Melayu terhadap orang bukan Melayu. Itu malang kejadian seluruh dunia. Itu boleh jadi sebab kenapa harus ada diskriminasi RASMI terhadap orang bukan Melayu kah? Supaya hampir tak ada peluang orang bukan Melayu menjadi kakitangan kerajaan dan lain lain.

http://www.malaysia-today.net/mtcolumns/letterssurat/38059-response-to-umar-mukhtar-responses-to-john-mallot

勿再以中立为由逃避责任
柯嘉逊促华团提大选诉求

作者／本刊记者 Feb 11, 2011 02:31:31 pm

【本刊记者撰述】前新纪元学院院长、民权运动分子柯嘉逊呼吁华团领袖秉承前辈维护民权遗志，在来届大选向朝野政党提出公民诉求，落实民主，维护民权与华教权利，而勿以中立为由逃避责任。

柯嘉逊（右图）今天发表文告说，华社群众仍然期望华教运动和其他华团负起他们的责任。华团领导人不论保持中立与否，必须向执政党和在野党提出华社的要求。

他说，只要马来西亚人民的权利仍然被否定， 华团领导人就应该秉承林连玉、林晃生、沈慕羽等前辈的遗志，继续努力维护民权。自独立以来， 在每届大选中， 前辈们都不忘社群提出要求，这些要求是符合马来西亚社会广大民众的愿望的。

他说，华团领导人必须履行责任，不能只顾享有荣誉与地位，表面上似乎代表着各阶层的华裔族群的利益，但实际上在逃避责任，不敢在政治领域提出华社的要求。

促百日落实民权新政

柯嘉逊说，华社在第13届全国大选应提出维护基本公民权利诉求，并呼吁获胜的政治联盟在执政的100天内开始实践这些要求。

他提出26点诉求，涵盖政经文教项目，主要是有：订立新经济纲领，以阶级的需要为根基；制定《族群关系法令》，杜绝种族主义；改革选委会，落实选举公平；检讨恶法，恢复司法独立；废除内安法令；承认统考，根据需要建立华小和淡小；保障原住民权利等。

他希望华团领导人能认真了解这些公民要求，并促使全国民众认识这些要求。同时，在下届大选前，要求所有政党对这些要求作出承诺。这就是真正的政治教育，所谓“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

斥董教总以中立为借口

柯 嘉逊批评说，自从《诉求》风波之后，董教总领导人都以“中立” 为借口，避免在2004年与2008年的大选中提出华社要求。董教总或者就静悄悄地向政府提呈备忘录，尽量保持低调， 不想引人注意，结果忽略了人民的公民权利，不再确保各政党事先作出承诺，以便胜选后恢复公民权利。

“由于公民社会不再提出要求，各政党暗地里感到高兴， 因为他们不需要在竞选胜利后落实任何承诺。历史经验教训我们: 公民社会必须提出明确的要求以及所要达致的目标，而万万不能接受政治人物信口作出的诺言。”

“举个例子来说，自从我国独立以来，总共新盖了多少间华文和淡米尔小学呢？其实，这些小学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了。这么可悲的事实，我们可以默然接受吗？”

他说，华社精英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或许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整体华社民众却没那么幸运。华团领导人是民选出来的，有责任为华裔族群提出民权要求。

若无勇气就勿担任领导

柯 嘉逊说，《1985年华团联合宣言》在1986年的大选中，表达了华社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林晃生、沈慕羽与邱祥炽不遗余力地推广 《1985年华团联合宣言》的精神是所有华团领导人的典范。随后，他们更成立“华团民权委员会”以落实这些要求， 并确保各州民众都了解这些要求，1986年大选相关课题广为宣传。

他说，1999年大选前，华团提出了《1999年诉求》，那是为了表达华社在各方面的要求。同样的，《诉求》不只代表了华社的愿望，也代表了各民族的愿望。因此，《诉求》也获得非华团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不幸的是，华团领导人屈服于巫青团的威吓，收回其中的几项诉求。”

他批评说，在马来西亚华社历史上，这样的卑躬屈膝的退缩，是前所未有的。华团领导人如果不具备前辈林连玉、林晃生及沈慕羽等人所具有的勇气，而轻易地屈服于巫青团的威胁，就不该担任领导角色。

“相比之下，1996年，在东帝汶会议上，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在面对巫青团纠众闹场时站稳立场，不向这些法西斯威胁妥协。”

建议26点诉求

柯嘉逊建议的26点诉求如下：

1. 建立一个新经济纲领，以领域和阶级的需要为根基，以确保公务员有公平和平等的民族的代表。
2. 制定《族群关系法令》以对抗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设立 “族群关系委员会”以促进族群之间的和谐关系。
3. 改革选举委员会，特别要公平处理国会选区划分，就好像独立初期那样，各选区的选民人数差异，不得超过15%。
4. 成立“法律改革委员会”，以恢复司法独立、检讨所有恶法、化解民事法与回教法之间的矛盾。
5. 恢复民选地方政府，制定《资讯自由法令》。
6. 限制首相、州务大臣、和首席部长的任期，只能连任两期.
7. 依据各政党选票比例，民选上议员。
8. 废除《内安法令》和其他允许无审讯扣留的法令
9. 根据地方需要，建造华小与淡小（至少要建造20间新华小）；确保这些学校获得同等拨款（在总拨款中，华小至少应获得25%，淡小10%），并且必须为这些小学培训足够师资。
10. 承认统考文凭，为独中提供财务支援，确保独中生像其他中学生一样，可获得免费教育。同时，只要外国大学学位符合我国学术标准，就应承认其文凭。
11. 检讨《煽动法令》、《印刷与出版法令》、《官方机密法令》、《警察法令》、《社团法令》等法令，以保护与确保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
12. 落实 “监督警察滥权委员会”（IPCMC）及其他皇家警察委员会的建议，以保障透明度与问责制。同时， 改革 “反贪委员会” 及总检察署。
13. 立法强制民选议员与高级公务员公开财产。
14. 平反林连玉族魂的公民权，及成立皇家委员会来处理公民权问题。出生于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居住超过10年者、在马来西亚已居住五年的我国公民的外国配偶等应享有永久居留权。也应处理非法移民的问题 (尤其是沙巴州非法移民问题)。
15. 为全国新村推行现代化计划，并鼓励新村内发展中小型企业。
16. 提倡永续性农业政策，为各领域提供公平与充足的资助，并且不分种族公平分配土地给农民。
17. 重要服务行业 (包括水供、医疗、公共交通与能源等) 实施国有化政策，并为私营化工程举行公开招标。
18. 付给产油州 (包括沙巴、沙捞越、吉兰丹与登嘉楼) 至少20%的矿地使用费。
19. 保护自然环境，重新规划森林与野生保留地。严格实施能源与水源保护措施。为太阳能及其它永续性能源提供发展奖掖，并实施再循环措施。
20. 实施公平与有效率的公共房屋政策与计划，以利贫困人民和边缘化的社群。
21. 在所有政府决策机构中，为女性代表提供30%固打。
22. 成立独立广播局，只向国会负责，不向政府新闻部负责。应废除每年更新出版准证制度，并制定反垄断法， 以预防媒体被政党或商业机构所垄断。
23. 立法保障最低薪金制，涵盖本地与外国劳工；检讨劳工法令，确保它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并鼓励各领域的劳工参加工会。
24. 保障原住民的权益，确保原住民拥有习俗地与资源的控制权，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政府应为原住民提供支援，以满足原住民的基本需求，如: 保健、营养、水源与电供、交通等，同时， 应促进和发展原住民的母语。
25. 修改《大专法令》，允许讲师、学生与青年参与我国的政治事务。
26. 检讨我国的国防政策，促进东协各国之间的和平，并削减军事开销，让医疗保健与其他社会服务，获得更多拨款。

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6951.html

A Reply to Umar Mukhtar (about Racism)

A Reply to Umar Mukhtar
written by DPG, February 10, 2011 23:32:56

I have written a bit on this in Malaysiakini, but here it is again for Umar's benefit. Let me first say that racism exists all over the world to some extent and in every strata of society. This is a known fact. Perhaps Umar was referring to this fact. But what Malott's comment was more on this, that the racism practised here in our country is INSTITUTIONALISED and an OFFICIAL POLICY of the UMNO government. The racism exhibited by everyone else is societal, not official government policy, like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and this is what Malott meant. Do you catch the drift now, UMAR? And tuan UMAR, what is the NEP, if it is not racist? Why are nearly 100% of government servants Malay? Why are almost 100%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given to one race? It was only during the last 6 to 7 years when some really bright Chinese were not offered scholarships that the matter came to a head, and it was then that UMNO agreed to allocate 10% of scholarships to non-Malays. That was only 6/7 years ago or so. How about MARA catering specifically to one race only? How about FELDA? How about the rice mills in Kedah being robbed from the Chinese? How about the transport companies and banks being taken over from the non-Malays? How about almost all multi-million and multi-billion projects being awarded to cronies who know nothing nor do they have any financial standing? The list can go on for another 30 items, but I am sure you get the drift now, Tuan UMAR. I have state before many times, that UMNO is the only party left standing in the world that practises racism, discrimination, and apartheid as its official policy and political ideology.

And I would also like to add that the so-called Talent Corporation is another racist arm of UMNO whose main fundtion is to lure back the qualified Malays who have also left our shores, not luring back the non-Malays. UMNO doesn't fool me. Over to your, Tuan Umar. We are all waiting for your reply.


http://malaysia-today.net/mtcolumns/letterssurat/38031-john-mallots-wsj-article-a-response

新加坡1964年种族暴乱真相

01/08/07

作者/来源: 林义明（整理）(01-08-2007)BBS 水木清华站

暴动之因

新加坡在1964年7月21日发生大规模的种族暴动之后，由巫统领导的联邦政府领袖指责“新加坡政府亏待新加坡的马来人，结果造成

种族暴动”。他们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现任内阁资政）在种族暴动之前，即在6月30日发表的演讲更是“造成种族暴动的导因”。

李光耀当时在为一个人民行动党支部主持开幕礼时说：“我们（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必须和平共处，不论是43%的马来人和土著、 40%的华人、10%的印度人以及7%其他种族的人士，都必须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想互相压制，那么他们之间将出现争端，这将造成马来西亚的动乱。 我吁请所有的人民具有耐心并设法了解对方。”

《马来前锋报》歪曲李光耀谈话

巫统控制的《马来前锋报》在7月3日的报道中歪曲李光耀这段讲话的意思，它指李光耀发表“马来西亚的43%马来人不能赶走60%的华 人和其他种族人士”的言论，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过后以具有恶意的字眼警告李光耀不可重复这些言论，他说：“如果李光耀要将马来 人‘殖民化’，我们将会把他击倒！”《马来前锋报》过后也在它的社论中进一步攻击李光耀，指他对新加坡马来人进行“逼迁”，“试 图分化”新加坡的马来社群。

正当联邦政府试图将暴动的责任归咎于李光耀的讲话时，新加坡政府并没对联邦政府领袖的不合理指责视若无睹，它向联邦政府提出挑战，要求联邦政府设 立调查委员会找出种族暴动的原因。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杜进才博士说：“新加坡政府的手是干净的，我们没有做 错任何事，我们要人民知道真相。”吉隆坡的联邦政府对设立调查委员会显然不感兴趣，内部安全部长依斯迈医生的反应是：“（政府） 透露越少越好。”

纽西兰外交部当时的报告指出：“从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李光耀（所领导的政府）以开明的方式对待新加坡的马来人，这种有技巧的处理方式足以让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的新加坡大选中赢得大部分的马来选票。”

美国驻新加坡领事亚瑟·罗森(Arthur H. Rosen) 在内部报告中说：“这些人（联邦政府领袖）指责李光耀在6月30日的演讲导致马来领袖的敌对反应，可是过去几个月来（巫统）进行了反李光耀的运动，他们却 当这个事实从没发生过。”美国驻吉隆坡的一等秘书罗伯特·摩尔 (Robert W. Moore) 对《马来前锋报》的报道的准确性表示置疑，他说：“没有任何报道像它（《马来前锋报》）那样，把李光耀的讲话理解成那么具有敌意。”

正如摩尔所说的，在人民行动党于1964年4月参加联邦选举之后，受巫统控制的马来文和爪夷文报章便开始散播“行动党政府亏待马来人”的信息。一 位行动党议员在发出邀请信给基层会议的出席者时只用英文和华文书写，便被《马来前锋报》利用来大作文章，该报在社论中借题发挥，攻击行动党政府的马来文教 育。它说：“和华文教育受重视程度比较，马来文教育根本微不足道。”它的结论是“行动党偏袒华人，而马来人受到严重的压迫。”

赛加化阿¤演说煽动马来人反华人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巫统在1964年4月到7月之间的反华人、反新加坡政府的运动，在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于7 月12日发表演讲时达到高潮。赛加化阿¤当时在新加坡巫统于巴西班让举行的大会上，再度以激进的言论攻击李光耀和他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

赛加化阿¤以激动的语气说：“我们马来人在新加坡长期以来受到（行动党政府）间接和直接的压迫。……现在新加坡虽然通过加入马来西亚成功取得独 立，不过，马来人的命运比他们在日治时期时还要悲惨，这正是巫统为什么在今天召开大会的原因。……我对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回教徒所显示的团结感到高兴，他们 准备为我们的种族（马来族）和未来的子孙献上他们的生命。只要我们团结，没有力量可以打击我们，没有力量可以羞辱我们，没有力量可以削弱我们，哪怕是一个 李光耀，一千个李光耀，我们也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激起了几千名马来群众的情绪，他们高喊：“杀死他！杀死他！杀死李光耀和奥斯曼渥（新加坡当时的社会福利部兼内政部长）！杀死 他！杀死他……”外国观察家对赛加化阿¤的激进言论感到吃惊，他们认为，赛加化阿¤的演讲才是最终酿成种族暴动的导火线。当时的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安 东尼·黑格（AntonyHead）在他写给英国共和联邦事务部长的信中指出：“赛加化阿¤无耻的以煽动性的演讲全面挑起马来人对华人的敌对情绪，我不认 为巫统应该任由一位高层的党领袖发表这样的言论，这不只会制造分化和扰乱情绪，还可能会造成麻烦。”黑格事后曾劝赛加化阿¤同李光耀进行讨论以解决两者之 间的歧见，不料赛加化阿¤以粗暴的态度回答说：“如果要我跟李光耀谈话，我会开枪把他干掉。”

黑格的预测果然成真，在赛加化阿¤发表演讲后的一个星期，新加坡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暴动。澳洲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二等秘书威廉·史密斯迪尔斯(William Smithies)在他的报告中说：“新加坡种族暴动主要是赛加化阿¤和他领导的马来种族极端分子的杰作。…

…他们已经成功刺破一个种族情绪的‘蜂窝’。”

联邦政府的农业与合作社部长佐哈里在7月的种族暴动后，曾把种族暴动归咎于印尼的对抗行动，不过这种说法证据不足。英军驻新加坡总部的报告书指 出，尽管印尼看来会从种族暴动中捞取政治资本，不过它不认为印尼同煽动种族情绪有直接的关系。美国驻新加坡领事罗森则认为，尽管一些来自印尼的宣传单子当 时曾在一些马来甘榜流传，这也只是一些导致种族暴动的次要因素，不足以构成主因。

至于7月21日的种族暴动是如何引起的，吉隆坡联邦政府和新加坡地方政府说法各异。当时的马来西亚副首相敦拉萨说，7月的暴动可能是某些人“一时 冲动”所造成的意外，因“一名制造事端的人（指的是华人）把一个瓶子投向穆罕默德先知诞辰纪念日的游行队伍”；不过，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清楚的指出， 暴乱是因一群人（指的是马来人）制造骚动，并拒绝警员维持纪律的指示所引起的。

现场的目击证人所看到的情况，显然接近于后者。政治部的报告指出，许多住在加冷路一带的居民事后受访时透露，他们看到一群马来人围殴一名华人警员，这件事引发了加冷路的种族暴乱，最终扩大到整个新加坡。

纽西兰最高专员公署的报告也深信“暴乱不是纯粹的一场意外”，它说：“参与游行的巫统马来党员不像是热情支持先知游行的人，许多看起来更像是对宗 教不存有兴趣的暴徒，在游行期间，巫统的一组人开始制造骚动，一名维持秩序的华族警员要求滋事者退回游行的范围内，结果他当场被20到30个马来人攻 击。”政治部的报告也清楚指出，在1964年7月21日于回教先知诞辰游行制造事端的显然是“一群有组织的游行者”。

美国驻新加坡领事罗森在种族暴乱后作出的内部报告中指出，“政治因素”是导致这场种族暴动的主因，这是巫统领袖展开长期反人民行动党运动的“逻辑性结果”。

新加坡巫统企图动摇行动党政府

罗森在报告中点出了事情的关键，当新加坡的巫统领袖在1963年于新加坡举行的大选中遭到彻底的挫败后，他们便发起一项运动，企图动摇新加坡马来 人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有力支持。人民行动党在1964年初，希望通过联邦选举登上马来西亚全国的政治舞台，更进一步激起了一些人的怒火。

“在过去几个月，以巫统领袖为主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在新加坡以及联邦各处的甘榜，散播人民行动党政府为了照顾华人而亏待马来人的‘故事’，借此挑起马来人的情绪。”

英国情报（远东）联席委员会报告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它说：“新加坡的巫统支部是在马来西亚巫统总部公开或私下的支持下，展开反人民行动党的运 动。”它指出，运动的目标在于证明人民行动党是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而不是它所说的“多元种族政党”，以改变1963年新加坡举行大选时，新加坡 马来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局面，重新争取这些马来人支持巫统。

7/1964 新加坡巫统煽动民心

1964年7月21日下午1时30分，大约两万名回教徒结集在政府大厦前的广场，准备开始进行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盛大游行。一个自称为 “新加坡马来民族斗争机构”的马来人组织在现场派发传单，它呼吁马来人一起打倒“代表华人”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不然， “在20年内，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马来苏丹将消失掉”；另一张传单更以煽情的字眼指“华人计划杀死马来人”，它要求马来人团结起来“共同把华人赶出新加坡 的土地，否则华人将继续嘲笑马来人……在马来人的血流满新加坡的土地之前，我们必须确保华人的血先流满这片土地，让我们斗争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完为 止！”

正当许多在场的马来人血液开始升温时，新加坡巫统代表进一步发表了煽动人心的演讲，它的宗教事务负责人赛阿里要求所有的新加坡马来人团结起来争取 他们的权利，他说：“我们必须证明给他们（非回教徒）看，马来人可以团结，我们必须合作，一起站起来！”新加坡巫统秘书长赛依萨也在现场发表演讲，他说， 如果回教徒的“堡垒、生活的土地和宗教受到干扰，回教徒有义务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这是回教的教义。”

马来人游行变成殴打警员事件

种族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下午4时以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沿着美芝路、亚拉街和维多利亚街步行到加冷路，朝向芽笼12巷进发。当游行队伍来到加冷路和甘榜苏布的交界处时，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

大约是下午5时，七八名参加游行的马来人突然离队，在场的一名警察要求他们归队，其中一名马来人拒绝归队，这名警察只好把他推回所属的队伍。这 时，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 你这个警察，你以为你可以推人？”接着有人开始包围这名警察，他们喊说：“打他！打他！”一名华人警员见势不妙，连忙上前协助这名警察维持秩序，不料，一 名造事的马来人突然从背后攻击这名华人警员，接着其他的马来人也开始殴打警员，整个局面终于失控。

一名目击者过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看到参加游行的人用石头和瓶子攻击在旁观看的华人以及店屋，一些店屋的窗口被打破，一些马来人接着攻击华人……当这种情况在芽笼11巷发生时，一些在前面的马来人已经突破芽笼12巷的封锁线，朝芽笼路冲去。情况已经完全失去控制。”

一些华人除了受到攻击外，他们的店屋和车辆也被暴徒焚毁，当时的警察总监约翰·勒卡安(John Le Cain)过后在报告中说：“受害者大多数是华人，那些在加冷路和甘榜苏布的交界处制造事端的马来人，继续沿着芽笼路（往芽笼士乃的方向）攻击华人。”

处于守势的华人反击马来人

当芽笼一带发生种族暴动的消息传开后，原本在暴动中处于守势的华人，也开始在全岛各个以华人居多的地区攻击马来人。从傍晚6时半开始，在小坡奎因 街、维多利亚街、梧槽路以及桥北路一带也发生了种族暴乱。警方动用了所有的警察镇压暴动，政府在晚上8时23分宣布全岛进入紧急状态，并在9时30分实施 全岛性的戒严。

在“黑色星期二”之后，尽管政府仍然在部分时间实施戒严，全岛各地仍然发生连串的种族冲突事件，更多人在冲突中丧命和受伤。到了星期五（7月24 日），种族冲突事件才开始显著减少。8月2日，政府在情况稳定后，决定全面解除戒严。在7月的种族暴动中，总共有3568人被捕。

9/1964 印尼特工煽动马来人情绪

9月2日晚上，一名华族史古打骑士在东海岸路被两名马来人以石头攻击；10分钟后，一名华人在巴耶利¤路从巴士下车时，突然遭到两名马来人的袭 击；一个半小时后，一名57岁的马来小贩在芽笼士乃神秘被杀，有人声称“他是被一群华人所杀，目的是要激起马来人对华人的种族仇恨”。这个事件激怒了在附 近的马来人，并在这个地区引起一些种族冲突事件。到了隔天早晨，共有九名华人在冲突中受伤，其中两名伤势严重。

7月暴动以后为外来者提供煽动情绪良机

政治部在报告中透露，一个颠覆组织在印尼的支持下在种族冲突前，煽动马来人的情绪。不过，美国驻吉隆坡大使詹姆士·贝尔(James D. Bell) 觉得“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印尼特工和新加坡种族暴动有直接的关系”，尽管如此，他同意“7月的种族暴动发生后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已经毫无疑问的为外来者提供 许多煽动情绪的机会”。

在9月4日上午，大批的华人和马来人结集在芽笼士乃的路边和巴刹，对抗的情绪逐渐升高。到了近中午时分，种族暴动再次发生，七个人在暴动中丧命， 冲突的范围不断扩大。据美国驻新加坡领事向美国国务院作出的报告，这次参与种族暴动的暴徒看起来更有组织性，也不纯粹是以其他种族为攻击目标，他们攻击警 车，甚至威胁军事电信发报站，最后，守站的士兵只好开枪将暴徒驱散。

到了下午2时，政府再次宣布全岛进入戒严。当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正好出国访问，副总理杜进才博士在电台广播中要求人民不要听信“个人散播的传言和谣言”。

当政府在9月5日暂时解除戒严后，芽笼士乃又出现种族骚乱，警方后来展开行动逮捕了一些涉嫌颠覆活动的分子。到了9月8日，马来西亚副首相敦拉萨 来新加坡访问，他促请甘榜的马来同胞“不要理会印尼试图挑起种族情绪的行动”。隔天，整个局面几乎回复正常。在9月的种族暴动中，总共有1439人被捕， 新加坡政府最终在9月11日全面取消戒严。

暴动之果

两场种族暴动为新马分家埋伏笔

种族暴动过后，新加坡政府立刻发现，由于新加坡的警察和内部安全掌握在联邦政府的马来部长（依斯迈医生）手上，这使得马来极端分子在以煽动种族情 绪为手段攻击新加坡政府时，显得肆无忌惮。尽管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和内部安全部长依斯迈医生属于较温和的马来领袖，他们显然没有出面阻止马来极端分 子的反行动党运动。当新加坡的种族暴动在1964年7月爆发时，这两位马来领袖刚巧都身在国外。

行动党扩展政治影响力以求自保

行动党政府发现它不能坐以待毙，与其被马来极端分子“围堵”在新加坡，不如力求自保，开始向马来半岛，甚至北婆罗州扩展它的政治影响力。种族暴动也促使行动党领袖发现，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来对抗种族极端分子，即使是在新加坡，行动党也面对种族暴动可能造成的政治问题。

纽西兰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的报告指出，马来西亚能否生存，取决于华族和马来领袖可否将极端分子逐出它们的领导层，马来极端分子最终将引起华族的反击，这将为左倾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提供机会，他们可能在争取华人支持方面压倒行动党政府。

巫统并没约束马来极端分子

由于新加坡政府已经在预防华族极端分子制造事端方面尽了力，它因此期望巫统能相应的约束在马来西亚的马来极端分子，然而巫统的表现令行动党感到失望，它因此必须自行展开“打击种族极端分子”的宣传运动，并以更坚定的姿态倡导“建立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

行动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国会内外显示了它不可低估的政治实力，它成功地把许多支持“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的反对党组织起来，并在许 多课题上主导民间的舆论力量。巫统领导的华巫印执政联盟不久后发现，新加坡如果继续留在马来西亚，有朝一日它将挑战中央政权，东姑因而萌生让新加坡脱离联 邦的想法。1964年的两场种族暴动，可说是为新加坡最终必须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埋下了关键性的伏笔。

¤－此符号代表非标准汉字，恕无法显示。

分类题材: 历史_history, 社会_society

《新加坡文献馆》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770

提一个大马却纵容种族主义 前美驻马大使狠批纳吉虚伪

提一个大马却纵容种族主义
前美驻马大使狠批纳吉虚伪

2011年2月8日 下午 3点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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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约翰马洛特（John Malott）今天在《亚洲华尔街日报》撰文狠批大马首相纳吉虚伪，因纳吉根本没有认真落实本身提出的“一个大马”理念，反而纵容大马种族主义恶化，造成大马在短短3年流失50万名人才。

约翰马洛特从上世纪90年代中便出任美驻马大使，于1998年卸任后不时对大马政府提出批评。
　
他在一篇题为“大马种族主义的代价”的评论中强调，大马的种族主义现象已令国家经济成长放缓，甚至对外流失人才。

纳吉上任族群宗教事件恶化
　
约翰马洛特指出，纳吉应该照镜自我检讨，是否认真想要落实“一个大马”的目标。

“纳吉2009年上台后，尽管提出了一个亮丽的辞汇，但族群间及宗教间的关系仍紧绷。”
　
“事实上，这比1969年的情况还严重，当时最少有200名巫、华裔因族群纠纷而丧生。”
　
约翰马洛特把这种日益紧张的族群及宗教系列事件，归咎于政府“容忍并在一些事件中透过言行举止来煽动，令族群间出现分化”。
　
提牛头爱国课十字架风波
　
他也提出一些案例，包括纳吉助理哈德柯尔（Hardev Kaur）被指曾在纳吉出席圣诞节开放门户活动时，抗议主办单位的吉隆坡天主教大主教住家不应展示十字架。
　
“柯尔之后澄清她仅是要求，而非指示；这好像任何大马人可拒绝由首相署办公室发出的要求。”

他再举例，因抗议兴都庙迁往本身住宅区而引发的牛头示威风波，内政部长希山慕丁却捍卫这批肇事的居民，另外，国防部长也曾质疑华印裔不愿从军，因缺乏爱国精神。

约翰马洛特也抨击巫统所拥有的《马来西亚前锋报》攻击华裔从政者，并煽动对华裔从政者的憎恨情绪，甚至曾建议应杀掉行动党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郭素沁。

3年内共有50万人离马

约翰马洛特总结，这种逐渐恶化的种族主义现象，导致2007年至2009年期间约有50万名国人离马，这比移居海外的专业大马人才数目还多出一倍。

他也指出，纳吉向强烈反对经济改革的右翼组织土著权威组织低头，殊不知停止改革将进一步影响大马竞争力及经济成长放缓，同时意味着更多工程在未竞标下发配给朋党。
　　
约翰马洛特认为，纳吉甚至可能不可相信其政党和官员释放出的这套论述，惟为了捞取更多巫裔选票的支持而放任不理。
　
“当他（纳吉）的政党面对反对党来势汹汹挑战，尤其碰触及种族政策及在经济领域招致的后果时，这无疑成为一项政治便利。”
　
警告种族主义将会影响经济
　
约翰马洛特也警告，当大马拥有的包容逐渐被磨蚀掉，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大马若要在2020年发展为先进国，其经济成长每年便须达8%。
　
“要达致这种程度的成长，须有大量的国内外私人界投资及外国资源来支撑，并配合人力技巧的提升及重大的经济转型。不过，恶化的种族及宗教事件将形成阻力。”

约翰马洛特认为，当政府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煽动宗教及种族问题，然而这种机会主义的代价便是大马的经济。
　
“这国家的人民将会继续出走，一并带走的是金钱及人才。至于外资，担忧的是族群关系不稳固及缺乏经济改革，也会转投其他国家。”

http://malaysiakini.com/news/155492

The Price of Malaysia's Racism

Slower growth and a drain of talented citizens are only the beginning.

By JOHN R. MALOTT

Malaysia's national tourism agency promotes the country as "a bubbling, bustling melting pot of races and religions where Malays, Indians, Chinese and many other ethnic groups live together in peace and harmony."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Najib Tun Razak echoed this view when he announced his government's theme, One Malaysia. "What makes Malaysia unique," Mr. Najib said, "is the diversity of our peoples. One Malaysia's goal is to preserve and enhance this unity in diversity, which has always been our strength and remains our best hope for the future."

If Mr. Najib is serious about achieving that goal, a long look in the mirror might be in order first.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new catchphrase, racial and religious tensions are higher today than when Mr. Najib took office in 2009. Indeed, they are worse than at any time since 1969, when at least 200 people died in racial clashes between the majority Malay and minority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recent deterioration is due to the troubling fact that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is tolerating, and in some cases provoking, ethnic factionalism through words and actions.

For instance, when the Catholic archbishop of Kuala Lumpur invited the prime minister for a Christmas Day open house last December, Hardev Kaur, an aide to Mr. Najib, said Christian crosses would have to be removed. There could be no carols or prayers, so as not to offend the prime minister, who is Muslim. Ms. Kaur later insisted that she "had made it clear that it was a request and not an instruction," as if any Malaysian could say no to a request from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milar examples of insensitivity abound. In September 2009,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Hishammuddin Onn met with protesters who had carried the decapitated head of a cow, a sacred animal in the Hindu religion, to an Indian temple. Mr. Hishammuddin then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defending their actions. Two months later, Defense Minister Ahmad Zahid Hamidi told Parliament that one reason Malaysia's armed forces are overwhelmingly Malay is that other ethnic groups have a "low spirit of patriotism." Under public pressure, he later apologized.

The leading Malay language newspaper, Utusan Melayu, prints what opposition leader Lim Kit Siang calls a daily staple of falsehoods that stoke racial hatred. Utusan, which is owned by Mr. Najib's political party, has claimed that the opposition would make Malaysia a colony of China and abolish the Malay monarchy. It regularly attacks Chinese Malaysian politicians, and even suggested that one of them, parliamentarian Teresa Kok, should be k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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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Press

Ethnic Indian Malaysians protesting in 2007.

This steady erosion of tolerance is more than a political challenge. It's an economic problem as well.

Once one of the developing world's stars, Malaysia's economy has underperformed for the past decade. To meet its much-vaunted goal of becoming a developed nation by 2020, Malaysia needs to grow by 8% per year during this decade. That level of growth will require major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ources, upgraded human skills, and significant economic reform. Worsening racial and religious tensions stand in the way.

Almost 500,000 Malaysians left the country between 2007 and 2009, more than doubling the number of Malaysian professionals who live overseas. It appears that most were skilled ethnic Chinese and Indian Malaysians, tired of being treated as second-class citizens in their own country and denied the opportunity to compete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whether in education, business, or government. Many of these emigrants, as well as the many Malaysian students who study overseas and never return (again, most of whom are ethnic Chinese and Indian), have the business, engineering, and scientific skills that Malaysia needs for its future. They also have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savvy to enhance Malaysia's economic ties with Asia's two biggest growing markets, China and India.

Of course, one could argue that discrimination isn't new for these Chinese and Indians. Malaysia's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for its Malay majority—which give them preference in everything from stock allocation to housing discounts—have been in place for decades. So what is driv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away now?

First, these minorities increasingly feel that they have lost a voice in their own government. The Chinese and India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uling coalition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ir communities, bu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y have been neutered. They stand largely silent in the face of the growing racial insults hurled by their Malay political partners. Today over 90% of the civil service, police, military, university lecturers, and overseas diplomatic staff are Malay. Even TalentCorp, the government agency created in 2010 that is supposed to encourage overseas Malaysians to return home, is headed by a Malay, with an all-Malay Board of Trustees.

Second, economic reform and adjustments to the government's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are on hold. Although Mr. Najib held out the hope of change a year ago with his New Economic Model, which promised an "inclusive"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 that would be, in Mr. Najib's words, "market friendly, merit-based, transparent and needs-based," he has failed to follow through. This is because of opposition from right-wing militant Malay groups such as Perkasa, which believe that a move towards meritocracy and transparency threatens what they call "Malay rights."

But stalling reform will mean a further loss in competitiveness and slower growth. It also means that the cronyism and no-bid contracts that favor the well-connected will continue. All this sends a discouraging signal to many young Malaysians that no matter how hard they study or work, they will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ahead.

Mr. Najib may not actually believe much of the rhetoric emanating from his party and his government's officers, but he tolerates it because he needs to shore up his Malay base. It's politically convenient at a time when his party faces its most serious opposition challenge in recent memory—and especially when the opposition is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 on ethnic policy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One young opposition leader, parliamentarian Nurul Izzah Anwar, the daughter of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war Ibrahim, has proposed a national debate on what she called the alternative visions of Malaysia's future—whether it should be a Malay nation or a Malaysian nation. For that, she earned the wrath of Perkasa; the government suggested her remark was "seditious."

Malaysia's government might find it politically expedient to stir the racial and religious pot, but its opportunism comes with an economic price tag. Its citizens will continue to vote with their feet and take their money and talents with them. And foreign investors, concerned about racial instability and the absence of meaningful economic reform, will continue to look elsewhere to do business.

Mr. Malott was the U.S. Ambassador to Malaysia, 1995-1998.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422204576129663620557634.html

丁能補選結果初探

林明華‧丁能補選結果初探

2011-01-31 19:14

風雨湊熱鬧，水災搞破壞，丁能補選在一片狼狽景象中舉行，但卻刮不起冷風，國陣隱守城池，寫下了近期補選三連勝的記錄。

這場補選，國陣候選人阿查哈的多數票達3千707張，若非水災搞局，拉低了其中2個國陣強區的投票率，相信國陣多數票欲突破5千張的預定目標，並非夢想。

國陣最大的安慰，是在4個華人投票站中贏了3個，這比起308大選時3負1勝的窘境，無疑是一 大躍進，馬華這回小考及格，總算挽回了一點顏面。

但喜中有憂， 因為4個華裔為主的投票站，投票率都未達60%，遠低於67%的平均投票率。其中，國陣唯一落敗的拉美士中區，投票率竟然只有50%，比平均投票率低了約 17%。此外，丁能車站、拉美士及拉美士東區的投票率分別為56.87%、58.26%及59.75%，全部都偏低。

華裔投票率偏低，據初步分析，原因可能包括：

‧大雨加上水災，令投票意願本來就不高的一些選民放棄投票。

‧農曆除夕還有3天，1千多名在外地工作的選民絕大多數尚未回鄉。

‧補選議題軟弱無力，無法吸引中間選民出來投票。

‧一些華裔不認同國陣，但對回教黨又心存顧忌，因此寧可棄權，也不願含淚投票。

丁能補選共設12個投票站，當中有6個站的投票率低於60%，華裔選區竟佔了其中4個，這個特殊現象，確實值得各方深入探討。

反觀巫裔選區，除了水災災情嚴重的詹布拉西區（52.34%）及拉美士北區（52.57%）之 外，其他各區的投票率都超過70%，介於73.29%至79.26%。巫裔選民踴躍投票的熱忱，是國陣在投票率下降了6%的情況下，多數票卻仍比308大 選多出1千215張的主因。舉例說，在國陣獲得近87%支持率的詹布拉區，投票率便高達79%，比之拉美士中區的約50%投票率，竟高出了29%！

國陣大勝的另一原因是獲得印裔選民的大力支持，在武吉拿督園坵和拉美士北區，國陣的支持率分別高達75%和77%，便是最好的證明。

整體而言，這場補選，巫、印選民仍然情牽國陣，華裔選民也有回流國陣的趨勢，這對揚言要入主布城的民聯顯然是個不妙的警訊。如果國陣能在最遲7月舉行的砂州選舉中保持這種強勢，全國大選的腳步，相信亦不遠矣！

【熱點新聞：丁能補選】

星洲日報／雲淡風輕‧作者：林明華‧《星洲日報》執行編輯‧2011.01.31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8045?tid=18

政商合一致黑钱外流
贪污为资金外流温床

作者／本刊梁志华 Feb 01, 2011 11:06:34 am

黑钱流转（下）

【本刊梁志华撰述】由全球财务廉政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撰写的这份报告书，所面对的第二个局限是，无法追踪因缺乏治理（lack of governance）和政治不稳定（political instability）所造成的非法资金外流。

在 缺乏治理的这一环，贪污（Corruption）被视为是黑钱外流的最大根源之一，也是最难追踪的黑钱外流部分。这份报告书所指的贪污范畴，包括政府官员 所涉及的收取贿金（bribe-taking），以及私人领域的“草根贪污”（grassroots corruption，包括个人、家庭以及企业）。

全 球财务廉政组织在相关报告书中承认，基于贪污加速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的蓬勃发展，这些包括商业、贪污以及犯罪活动在内的各种地下经济活动，很少反映在官方数据上，因此，这份报告书（使用官方数据）所统计出 来的黑钱外流数字，很大可能严重低估了一个国家的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的实际情况。

根 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在采购（Procurement）方面，因为欺诈与贪污，每年折损高达马币100亿元，相当于占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1-2%比重。这笔从欺诈与贪污而来的100亿元黑钱，足以为黑钱外流活动打造一个庞大的温床。

贪污是黑钱外流的温床

国 际刑事法改革与刑事司法政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riminal Law Reform and Criminal Justice Policy）的亚仑卡斯特（Allan Castle）指出，除了毒品与各类走私活动、欺诈、卖淫、地下博彩等之外，洗黑钱的其他源头还包括逃税（Tax Evasion）与贪污（Corruption）。（备注1）

贪污与洗黑钱之间存在双向且复杂的关系。贪污带来大量的非法资金，而受贿的人必须通过洗黑钱的方式，来掩盖这些资金的来源。这当中包括将这些见不得光的黑钱（贿赂金）悄悄转运到国外，以进行黑钱漂白工作。

以 钱币兑换商丑闻案为例，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Mohamad Hasan）涉嫌通过一家钱币兑换商沙拉玛（Salamath）汇出马币1000万元到英国伦敦。另一名资深部长妻子涉嫌在杜拜收取一笔由一家产业发展商 通过钱币兑换商汇出的60万元款项。一名官联公司的行政总裁也涉嫌通过钱币兑换商汇出320万英镑（马币1800万元）的现金到伦敦。

虽然国家银行一再强调，本地银行系统是汇钱出国的主要合法管道，不过，这些高官显要却刻意避开合法管道，选择用非法途径运钱出国，显然是不想交待这些钱的来源。更贴切来说，这些钱都是“见不得光的钱”。【点击：Hawala系统暴露恐怖融资漏洞 贪污蕴育洗黑钱恐怖融资温床】

这 些通过各种途径流出马来西亚的黑钱，很多时候以各种不同形势，比如说购买房地产、名贵物品、投资股市等方式，把这些黑钱漂白，使得原本从我国外流的黑钱变 成“干净的资产”。前乡村与区域发展部长丹斯里莫哈末泰益在1997年，就曾携带240万令吉现款入境澳洲被拦截。他稍后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在澳洲购买数 栋总值近马币1700万元的房地产。

政治不稳定加剧黑钱外流

另一方面，政治不稳定更进一步造成非法资金或黑钱大规模外流。然而，这方面的资金外流实际数额，其实不容易追踪与计算。全球财务廉政组织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不稳定与黑钱外流之间的正面关系。

这份报告书的资料显示，马来西亚的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趋势的最巅峰时期，正好就发生在前首相阿都拉（右图）执政时期。从2004年至2008年之间，黑钱外流情况大幅增加，从2004年的195亿8000万美元，激增至2008年的682亿4000万美元。

阿都拉从执政初期的“杜绝贪污滥权”口号，高调推出‘国家廉政大蓝图’，一直到后期的政权动摇，尤其是经历2008年308大选的政治大海啸，一再对滞留在国内的黑钱形成威胁。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这些黑钱在这段时期纷纷逃出马来西亚流向外国。

然而，这些只是从官方数据上，可以追踪到的黑钱外流数字。掀开这层神秘的面纱，真正流出马来西亚的黑钱规模，肯定不只这个数字。尤其是当我国存在其他难以追踪的运钱管道情况下，官方资料显示的黑钱外流，显然被严重低估了。

贸易错价资产互换

黑钱外流缺口大开

除了“hawala”系统之外，另一个很难被追踪的管道，就是通过错价贸易（Trade Mispricing）的管道，把非法资金或黑钱汇出国外。这基本上就是全球财务廉政组织在统计黑钱外流方面，所面对的第三个局限——难以计算错价贸易模式所引发的黑钱外流。

该 报告坦言，贸易错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同一出口与进口之间的价差（只要对照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记录，很容易追查到非法资金的踪影），就连同一张账单上也出 现贸易错价，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个价差，进行盈利和资本的跨境转移。这样的非法资金转移模式如今以非常普遍，而且难以估计真正价值。

此外，现在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拉丁美洲的商家，以及俄罗斯的企业家，利用资产互换（Asset swaps）的方式，把资产从本身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这些资产互换模式也变得非常普及化，并且无法估计资产价值。

政商合一为黑钱外流开启大门

对于马来西亚而言，基于我国奉行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模式，很多官联公司（GLCs）与私人界企业在国外拥有很多业务与资产，而且国际贸易（进出口）非常频密，使得我国企业更容易利用这个缺口（无论是贸易错价或资产互换），把非法资金或黑钱从马来西亚转移到国外。

砂 州首长兼砂州国阵主席泰益玛目（Taib Mahmud，左图）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尼尔森（Neilson Ilan Mersat）在200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砂拉越德政治与商业》（Politics and Business in Sarawak ，1963-2004）中就指出，砂州首长泰益玛目与其家族，通过对砂州政府的控制权，获取许多政府合约，从而累积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和盈利都被转运并隐 藏在国外。

根据《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部落格的资料显示，泰益玛目透过家族成员控制了一家价值8000万美元的美国房地产公司Sakti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该公司五名股东包括两名胞弟翁（Onn Mahmud）与阿利（Arip Mahmud）、女儿嘉米拉（Jamilah Taib），以及两名儿子玛目（Mahmud Taib）和苏莱曼（Sulaiman Taib）。

除了通过Sakti International在美国持有资产，泰益家族也在加拿大、澳洲和英国拥有资产，包括在加拿大坐拥超过1亿美元的产业，并与当地的社会名流和加拿大执政党拥有密切关系。

基于泰益玛目家族经营许多生意，再加上拥有Sakti International这家美国房地产公司，因此，对泰益玛目来说，无论是以贸易错价或资产互换的方式，都可以轻易把搜刮而来的财富转移到国外。

实 际上，“hawala”系统的存在，让贸易错价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从而加剧了马来西亚黑钱外流的实际情况。经济学者伊米利（Emily C. Schaeffer）就指出，“hawala”系统本身就是国际贸易错价的一个非法资金外流缺口，因为贸易错价是“hawala”系统内的货币交易商之间 解决账目的其中一个主要管道。（备注2）

基本上，“hawala”系统内的货币交易商通过对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少报账单（under-invoicing）或多报账单（over-invoicing）来解决彼此客户之间的汇款账目。

我国二黑钱缺口共存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是全球财务廉政组织撰写的这份报告书中，唯一同时出现两种类型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的国家，即同时通过国际收支平衡（CED）和贸易错价（GER）两个方式输出非法资金。（参考图表1）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是一个高度自由贸易的国度，加上官联企业在海外拥有很多业务与资产，使得我国同时具备两个黑钱外流的输出管道。

基 于这个条件，促使我国企业（官联或私人）和寻租人可以利用国际收支平衡的平台，把从行贿、逃税、贪污等取得的非法资金或黑钱，或没有记录的资金转移到国 外。许多石油出产国如科威特、尼日利亚、卡塔尔、沙地阿拉伯等，就是利用这个管道把非法资金运出国外。因此，该报告书也不排除，国家石油 （Petronas）涉及同样的勾当。

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能够同时利用贸易错价和资产互换的缺口，光明正大把资产和盈利转移到国外。由于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关系非常密切，这让我国企业更容易把资产与盈利转移到这些发达国家。此外，“hawala”系统的存在，让我国的黑钱外流情况变得更加容易。

如果把全球财务廉政组织这份报告书中的三大局限，即黑钱外流管道（“hawala”系统与走私活动）、缺乏治理（贪污）与政治不稳定，以及错价贸易模式，一并纳入计算中，可想而知，我国的黑钱外流情况，肯定比想象中还要恐怖。

当然，可以预期的是，如果我国继续维持旧有的经济模式，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寻租活动和贪污舞弊的根深蒂固，将永远制造无数量的黑钱，为这些黑钱外流管道开创无限的商机。

图表1：马来西亚黑钱外流情况（十亿美元计）

年份	非法资金外流	CED部分（以国际收支平衡计算）	GER部分（以错价贸易计算）
2000	22.21	11.23	10.98
2001	21.01	9.79	11.23
2002	12.15	0	12.15
2003	17.73	0	17.73
2004	19.58	0	19.58
2005	38.78	17.18	21.60
2006	44.38	22.43	21.94
2007	47.24	19.95	27.28
2008	68.24	39.15	29.09
非法资金外流总数	291.32	119.74	171.58
平均外流	32.37	13.30	19.06

备注1：参考Allan Castle在1999年3月撰写的《亚太区洗黑钱与贪污》（Money laundering and corrup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备 注 2：参考Emily C. Schaeffer，《Remittances and Reputations in Hawala Money-Transfer Systems: Self-Enforcing Exchange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我国黑钱外流显著低估
Hawala系统没纳入统计

作者／本刊梁志华 Jan 31, 2011 07:24:37 pm

黑钱流转（上）

【本刊梁志华撰述】马 来西亚再次成为全球的目光焦点。这一次，不是因为“亚洲奇迹再现”、“迈向2020宏愿的新经济模式”，或者“比国油双峰塔更高的百层摩天楼”云云，而是 一笔“来历不明”的2910亿美元（马币8880亿元）非法资金（黑钱）外流（Illicit financial outflow），让马来西亚成为全 球第五大非法资金外流的发展中国家。

这份由全球财务廉政组织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撰写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流动：2000年至2009 年》（Illicit Financial Flow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2000-2009），是一份更新版本的 研究报告，把焦点放在亚洲地区。原版的报告是在2008年发表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流动：2000年至2006 年》（Illicit Financial Flow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2–2006）。

截 至目前为止，媒体引述这份报告书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点上。首先是马来西亚的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规模。从2000年至2008年之间，一共有 2910亿美元（或相当于马币8880亿元）的非法资金或黑钱从马来西亚流出。这让马来西亚一跃而起，成为全球第五大黑钱外流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亚洲区 名列第二位，仅次于中国。

我国黑钱外流快速增长

其 二，是马来西亚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的增长速度。马来西亚的黑钱外流从2000年的222亿美元，激增至2008年的682亿美元，黑钱外流在九年内增长了 超过两倍的水平。根据该报告的说法，马来西亚的黑钱外流以如此显著的幅度增长，在亚洲区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参考图表1）

第三，马来西亚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占亚洲区的比重。整体而言，我国黑钱外流占亚洲区发展中国家黑钱外流总额的比重，是亚洲区内唯一出现持续上扬的国家，从2000年的11%上扬至2008年的14%，九年平均比重为10%。（参考图表1）

相比之下，在全球与亚洲区稳坐榜首位置的中国，从2000年的85%降低至2008年70%，而挤入前五大排名的印尼和印度，在这段期间分别从8%降至3%和4%水平，菲律宾则大部分时间维持在平均3%的水平。

图表1：2000年至2008年马来西亚非法资金（黑钱）外流趋势（十亿美元计）

年份	非法资金外流	CED部分（以国际收支平衡计算）	GER部分（以错价贸易计算）	占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外流比重	占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外流比重
2000	22.21	11.23	10.98	6%	11%
2001	21.01	9.79	11.23	5%	9%
2002	12.15	0	12.15	3%	6%
2003	17.73	0	17.73	3%	7%
2004	19.58	0	19.58	3%	6%
2005	38.78	17.18	21.60	5%	10%
2006	44.38	22.43	21.94	5%	12%
2007	47.24	19.95	27.28	4%	11%
2008	68.24	39.15	29.09	5%	14%
非法资金外流总数	291.32	119.74	171.58	4%	10%
平均外流	32.37	13.30	19.06	-	-

我国黑钱外流规模被低估

但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到，上述焦点并没有反映出马来西亚的黑钱外流最真实的一面。更贴切来说，这份报告书所提及的黑钱外流状况，其实被低估了，我国的黑钱外流实际数额，比报告书中统计的数额（2910亿美元）还要高。

被 忽略的关键点，就出现在这份报告书中的研究方法摘要（Summary of Methodology）内的一个环节——“模式的局限” （Limitations of the Model）。翻看这一部分的资料，不难发现这份报告书的统计数据面对三个局限，而这些局限恰好就是导致马来西 亚黑钱外流的统计数字被低估的关键所在。

这份报告书所面对的首个局限是，这个经济统计模式无法涵盖所有非 法资金外流的管道。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hawala”系统。该报告书指出，“投资者”可以通过“hawala模式”的互换安排来转移资金，这样的安 排方式可以用来把非法资金或黑钱运出国，而不会留下任何官方纪录，因此，该报告书无法把从“hawala”系统汇出的黑钱纳入计算。

“hawala”系统是黑钱外流温床

基 本上，“Hawala”系统是钱币兑换商之间的一个全球性汇钱网络，被视为是传统银行系统的“另类金融管道系统”。当一个国家的钱币兑换商接获一笔钱后， 只需一通电话，另一国家的钱币兑换商即可以互换安排方式把钱汇出。之后，这些钱币兑换商才通过内部结算所系统来结算账目，这包括资金对敲、交换珠宝首饰， 甚至由跑腿负责带钱结算。

马来西亚在1998年实施资金管制后，汇出大笔资金需要获得国家银行的批准。因此，“hawala”系统被广泛使用，作为汇钱出国的管道。这个系统的好处是速度快，收费便宜，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纪录。

尽 管我国近年来已逐步放宽外汇管制，银行系统至今依然是汇钱出国的主要合法管道，不过，通过银行汇钱出国需要做出呈报。因此，对于那些因各种原因，包括来历 不明的资金、贪污资金、非法活动用途资金等，而不愿作出呈报的人士，就通过本地钱币兑换商在全球各地的“hawala”系统，非法把钱汇出国。【点击：Hawala系统暴露恐怖融资漏洞 贪污蕴育洗黑钱恐怖融资温床】

本地媒体揭发国内许多高官显要，包括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一名资深部长的妻子、官联公司高层、政治人物等利用这个平台，非法将大笔资金汇出国外，涉及款项从马币数十万到整千万元。【点击：森大臣非法汇钱乃冰山一角 兑换商每日替政商汇钱出国】

每年超过10亿资金进出我国

此外，本地英文报章《太阳报》（Ths Sun）在去年12月杪的一篇报道中，引述国家银行的高级官员谈话指出，“hawala”系统（或称非法汇钱）已经超越毒品、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以及犯罪活动，成为我国最大规模的非法活动。

该 官员表示，虽然没有官方数据，不过，按照国行计算，每年有马币数亿元的资金通过“hawala”系统非法进出马来西亚，最高甚至可能每年有超过马币10亿 元的规模进出。尽管国行在2009年吊销41家涉及非法汇钱的钱币兑换商，但是，“hawala”系统依然继续蓬勃发展。目前，我国有875家持牌的钱币 兑换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2003年按照15个采用 “hawala”系统的国家的黑市外汇兑换来计算，从1981年至2000年的这20年时间来，每年估计有介于100亿至350亿美元通过 “hawala”系统进行资金转移。（备注1）

虽然资料显示，每年通过“hawala”系统这个非正规管 道汇出的资金规模，从1980年代的350亿美元，降低至2000年的100亿美元，不过，这两大国际组织认为，种族、地理、成本，以及其他因素（见不得 光的资金），将继续影响人们避开正规管道，采用“hawala”系统这类非正规管道汇钱。

走私是黑钱外流重要管道

除 了“hawala”系统，另一个没有被全球财务廉政组织纳入马来西亚黑钱外流统计数据的重要管道，是走私活动管道。该报告书指出，走私商品是另一重要的黑 钱外流管道，因为资本可以通过这个管道非法外流，而不会留下任何官方纪录，即“出口国”和“进口国”皆不会有走私商品的纪录。

根 据追踪洗黑钱的国际组织——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在《亚太集团针对马来西亚的共同评估报 告》（APG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 on Malaysia）中就指出，走私商品是马来西亚的非法资金 （illicit funds）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海关对账单作假的调查，我国监管单位揭发走私贸易所进行的洗黑钱活动，制造大量的非法资金进出马来西 亚。

我国政府监管单位，包括在各个入境/出境点、港口、自由贸易区站岗的海关官员，本身除了监管不严，很多时候更监守自盗，涉及贪污舞弊，导致我国走私活动，如汽油、沙石、烟酒，以及非法伐木活动等日益猖獗。而这些非法活动所带来的庞大盈利，最终可能成了黑钱外流的一大管道。

比 方说，新加坡自1999年以来大兴土木，除了积极展开填海工程，也大事发展大型基建工程计划，矿砂需求相对非常大。柔佛州的矿砂走私活动，在过去三四年来 日益猖狂，最巅峰时期的价格一度飙涨至每吨60新币，每天有超过100辆罗里运沙到新加坡。按每车40吨的沙量计算，估计当时每天运入新加坡的矿砂价值总 额超过24万新币，或相当于一年8760万新币。【点击：政要撑腰偷龙转凤出口 柔佛矿砂走私活动猖獗】

据悉，除了柔佛以陆路运输沙石，其他矿沙生产州属如雪州、彭亨、霹雳等，大都以船运方式把沙运到新加坡。根据运输业者的估计，用来运沙的船只，每艘可以承载近4000吨的沙。以目前每吨新币30元的价格计算，每艘船走私的砂石价值高达12万新币。

仅 仅2009年就有很多走私者试图把超过200公吨的白糖偷运出国。此外，柴油也经常被走私到邻国。数据显示，从2006年至2010年10月，政府为渔民 提供51亿公升津贴柴油，其中有2亿5600万公升的柴油被人走私到邻国，以每公升马币40分的价差计算（市场价与黑市价差异），估计走私盈利可达1亿零 240万元。

地下经济与“hawala”系统互通

实 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多项研究显示，走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更助长了“hawala”系统的扩张。走私活动与“hawala”系统之间的关 系，一开始是建立在海湾与南亚地区之间的黄金贸易与走私活动，即利用在海湾工作的南亚人作为掩饰，支付他们高一点的兑换率来协助转移资金，完成黄金走私活 动的交易。

最终，利用“hawala”系统来进行走私活动的情况日益扩大，来自中东、东南亚、英国甚至北美洲的外国工作者，被借用身份来进行走私活动的资金转移，促使整个“hawala”系统逐步演变成今天的全球性网络。

根 据本地大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的阿菲扎（Afizar Amir）、达祖阿里芬（Tajul Ariffin Masron）以及哈斯琳达 （Haslindar Ibrahim）撰写的文献《马来西亚的地下经济分 析》（An Analysis of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Malaysia），截至2003年，我国地下经济占国内 生产总值，高达32.2%的比重。

如果以我国在2003年写下的1102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我国地下经济的规模估计达354亿8440万美元。地下经济涉及非常广泛的非法经济活动，包括走私、卖淫、无照经营、非法劳工、逃税漏税等。

当地下经济与“hawala”系统之间架起一个彼此互通与互相依赖的关系之后，这将导致我国的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个计算基础上，过去9年从我国流出的黑钱实际数额，肯定比全球财务廉政组织计算的2910亿美元（马币8880亿元）还要高。

备 注1：参考Maimbo, Samuel Munzele, M. El Qorchi, and John F. Wilson. 2003."Informal Funds Transfer Systems: An Analysis of the Informal Hawala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222,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