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eply to Umar Mukhtar
written by DPG, February 10, 2011 23:32:56
2011年2月11日星期五
2011年2月10日星期四
新加坡1964年种族暴乱真相
新加坡1964年种族暴乱真相
01/08/07
作者/来源: 林义明（整理）(01-08-2007)BBS 水木清华站
暴动之因
新加坡在1964年7月21日发生大规模的种族暴动之后，由巫统领导的联邦政府领袖指责“新加坡政府亏待新加坡的马来人，结果造成
种族暴动”。他们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现任内阁资政）在种族暴动之前，即在6月30日发表的演讲更是“造成种族暴动的导因”。
李光耀当时在为一个人民行动党支部主持开幕礼时说：“我们（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必须和平共处，不论是43%的马来人和土著、 40%的华人、10%的印度人以及7%其他种族的人士，都必须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想互相压制，那么他们之间将出现争端，这将造成马来西亚的动乱。 我吁请所有的人民具有耐心并设法了解对方。”
《马来前锋报》歪曲李光耀谈话
巫统控制的《马来前锋报》在7月3日的报道中歪曲李光耀这段讲话的意思，它指李光耀发表“马来西亚的43%马来人不能赶走60%的华 人和其他种族人士”的言论，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过后以具有恶意的字眼警告李光耀不可重复这些言论，他说：“如果李光耀要将马来 人‘殖民化’，我们将会把他击倒！”《马来前锋报》过后也在它的社论中进一步攻击李光耀，指他对新加坡马来人进行“逼迁”，“试 图分化”新加坡的马来社群。
正当联邦政府试图将暴动的责任归咎于李光耀的讲话时，新加坡政府并没对联邦政府领袖的不合理指责视若无睹，它向联邦政府提出挑战，要求联邦政府设 立调查委员会找出种族暴动的原因。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杜进才博士说：“新加坡政府的手是干净的，我们没有做 错任何事，我们要人民知道真相。”吉隆坡的联邦政府对设立调查委员会显然不感兴趣，内部安全部长依斯迈医生的反应是：“（政府） 透露越少越好。”
纽西兰外交部当时的报告指出：“从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李光耀（所领导的政府）以开明的方式对待新加坡的马来人，这种有技巧的处理方式足以让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的新加坡大选中赢得大部分的马来选票。”
美国驻新加坡领事亚瑟·罗森(Arthur H. Rosen) 在内部报告中说：“这些人（联邦政府领袖）指责李光耀在6月30日的演讲导致马来领袖的敌对反应，可是过去几个月来（巫统）进行了反李光耀的运动，他们却 当这个事实从没发生过。”美国驻吉隆坡的一等秘书罗伯特·摩尔 (Robert W. Moore) 对《马来前锋报》的报道的准确性表示置疑，他说：“没有任何报道像它（《马来前锋报》）那样，把李光耀的讲话理解成那么具有敌意。”
正如摩尔所说的，在人民行动党于1964年4月参加联邦选举之后，受巫统控制的马来文和爪夷文报章便开始散播“行动党政府亏待马来人”的信息。一 位行动党议员在发出邀请信给基层会议的出席者时只用英文和华文书写，便被《马来前锋报》利用来大作文章，该报在社论中借题发挥，攻击行动党政府的马来文教 育。它说：“和华文教育受重视程度比较，马来文教育根本微不足道。”它的结论是“行动党偏袒华人，而马来人受到严重的压迫。”
赛加化阿¤演说煽动马来人反华人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巫统在1964年4月到7月之间的反华人、反新加坡政府的运动，在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于7 月12日发表演讲时达到高潮。赛加化阿¤当时在新加坡巫统于巴西班让举行的大会上，再度以激进的言论攻击李光耀和他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
赛加化阿¤以激动的语气说：“我们马来人在新加坡长期以来受到（行动党政府）间接和直接的压迫。……现在新加坡虽然通过加入马来西亚成功取得独 立，不过，马来人的命运比他们在日治时期时还要悲惨，这正是巫统为什么在今天召开大会的原因。……我对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回教徒所显示的团结感到高兴，他们 准备为我们的种族（马来族）和未来的子孙献上他们的生命。只要我们团结，没有力量可以打击我们，没有力量可以羞辱我们，没有力量可以削弱我们，哪怕是一个 李光耀，一千个李光耀，我们也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激起了几千名马来群众的情绪，他们高喊：“杀死他！杀死他！杀死李光耀和奥斯曼渥（新加坡当时的社会福利部兼内政部长）！杀死 他！杀死他……”外国观察家对赛加化阿¤的激进言论感到吃惊，他们认为，赛加化阿¤的演讲才是最终酿成种族暴动的导火线。当时的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安 东尼·黑格（AntonyHead）在他写给英国共和联邦事务部长的信中指出：“赛加化阿¤无耻的以煽动性的演讲全面挑起马来人对华人的敌对情绪，我不认 为巫统应该任由一位高层的党领袖发表这样的言论，这不只会制造分化和扰乱情绪，还可能会造成麻烦。”黑格事后曾劝赛加化阿¤同李光耀进行讨论以解决两者之 间的歧见，不料赛加化阿¤以粗暴的态度回答说：“如果要我跟李光耀谈话，我会开枪把他干掉。”
黑格的预测果然成真，在赛加化阿¤发表演讲后的一个星期，新加坡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暴动。澳洲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二等秘书威廉·史密斯迪尔斯(William Smithies)在他的报告中说：“新加坡种族暴动主要是赛加化阿¤和他领导的马来种族极端分子的杰作。…
…他们已经成功刺破一个种族情绪的‘蜂窝’。”
联邦政府的农业与合作社部长佐哈里在7月的种族暴动后，曾把种族暴动归咎于印尼的对抗行动，不过这种说法证据不足。英军驻新加坡总部的报告书指 出，尽管印尼看来会从种族暴动中捞取政治资本，不过它不认为印尼同煽动种族情绪有直接的关系。美国驻新加坡领事罗森则认为，尽管一些来自印尼的宣传单子当 时曾在一些马来甘榜流传，这也只是一些导致种族暴动的次要因素，不足以构成主因。
至于7月21日的种族暴动是如何引起的，吉隆坡联邦政府和新加坡地方政府说法各异。当时的马来西亚副首相敦拉萨说，7月的暴动可能是某些人“一时 冲动”所造成的意外，因“一名制造事端的人（指的是华人）把一个瓶子投向穆罕默德先知诞辰纪念日的游行队伍”；不过，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清楚的指出， 暴乱是因一群人（指的是马来人）制造骚动，并拒绝警员维持纪律的指示所引起的。
现场的目击证人所看到的情况，显然接近于后者。政治部的报告指出，许多住在加冷路一带的居民事后受访时透露，他们看到一群马来人围殴一名华人警员，这件事引发了加冷路的种族暴乱，最终扩大到整个新加坡。
纽西兰最高专员公署的报告也深信“暴乱不是纯粹的一场意外”，它说：“参与游行的巫统马来党员不像是热情支持先知游行的人，许多看起来更像是对宗 教不存有兴趣的暴徒，在游行期间，巫统的一组人开始制造骚动，一名维持秩序的华族警员要求滋事者退回游行的范围内，结果他当场被20到30个马来人攻 击。”政治部的报告也清楚指出，在1964年7月21日于回教先知诞辰游行制造事端的显然是“一群有组织的游行者”。
美国驻新加坡领事罗森在种族暴乱后作出的内部报告中指出，“政治因素”是导致这场种族暴动的主因，这是巫统领袖展开长期反人民行动党运动的“逻辑性结果”。
新加坡巫统企图动摇行动党政府
罗森在报告中点出了事情的关键，当新加坡的巫统领袖在1963年于新加坡举行的大选中遭到彻底的挫败后，他们便发起一项运动，企图动摇新加坡马来 人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有力支持。人民行动党在1964年初，希望通过联邦选举登上马来西亚全国的政治舞台，更进一步激起了一些人的怒火。
“在过去几个月，以巫统领袖为主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在新加坡以及联邦各处的甘榜，散播人民行动党政府为了照顾华人而亏待马来人的‘故事’，借此挑起马来人的情绪。”
英国情报（远东）联席委员会报告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它说：“新加坡的巫统支部是在马来西亚巫统总部公开或私下的支持下，展开反人民行动党的运 动。”它指出，运动的目标在于证明人民行动党是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而不是它所说的“多元种族政党”，以改变1963年新加坡举行大选时，新加坡 马来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局面，重新争取这些马来人支持巫统。
7/1964 新加坡巫统煽动民心
1964年7月21日下午1时30分，大约两万名回教徒结集在政府大厦前的广场，准备开始进行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盛大游行。一个自称为 “新加坡马来民族斗争机构”的马来人组织在现场派发传单，它呼吁马来人一起打倒“代表华人”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不然， “在20年内，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马来苏丹将消失掉”；另一张传单更以煽情的字眼指“华人计划杀死马来人”，它要求马来人团结起来“共同把华人赶出新加坡 的土地，否则华人将继续嘲笑马来人……在马来人的血流满新加坡的土地之前，我们必须确保华人的血先流满这片土地，让我们斗争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完为 止！”
正当许多在场的马来人血液开始升温时，新加坡巫统代表进一步发表了煽动人心的演讲，它的宗教事务负责人赛阿里要求所有的新加坡马来人团结起来争取 他们的权利，他说：“我们必须证明给他们（非回教徒）看，马来人可以团结，我们必须合作，一起站起来！”新加坡巫统秘书长赛依萨也在现场发表演讲，他说， 如果回教徒的“堡垒、生活的土地和宗教受到干扰，回教徒有义务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这是回教的教义。”
马来人游行变成殴打警员事件
种族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下午4时以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沿着美芝路、亚拉街和维多利亚街步行到加冷路，朝向芽笼12巷进发。当游行队伍来到加冷路和甘榜苏布的交界处时，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
大约是下午5时，七八名参加游行的马来人突然离队，在场的一名警察要求他们归队，其中一名马来人拒绝归队，这名警察只好把他推回所属的队伍。这 时，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 你这个警察，你以为你可以推人？”接着有人开始包围这名警察，他们喊说：“打他！打他！”一名华人警员见势不妙，连忙上前协助这名警察维持秩序，不料，一 名造事的马来人突然从背后攻击这名华人警员，接着其他的马来人也开始殴打警员，整个局面终于失控。
一名目击者过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看到参加游行的人用石头和瓶子攻击在旁观看的华人以及店屋，一些店屋的窗口被打破，一些马来人接着攻击华人……当这种情况在芽笼11巷发生时，一些在前面的马来人已经突破芽笼12巷的封锁线，朝芽笼路冲去。情况已经完全失去控制。”
一些华人除了受到攻击外，他们的店屋和车辆也被暴徒焚毁，当时的警察总监约翰·勒卡安(John Le Cain)过后在报告中说：“受害者大多数是华人，那些在加冷路和甘榜苏布的交界处制造事端的马来人，继续沿着芽笼路（往芽笼士乃的方向）攻击华人。”
处于守势的华人反击马来人
当芽笼一带发生种族暴动的消息传开后，原本在暴动中处于守势的华人，也开始在全岛各个以华人居多的地区攻击马来人。从傍晚6时半开始，在小坡奎因 街、维多利亚街、梧槽路以及桥北路一带也发生了种族暴乱。警方动用了所有的警察镇压暴动，政府在晚上8时23分宣布全岛进入紧急状态，并在9时30分实施 全岛性的戒严。
在“黑色星期二”之后，尽管政府仍然在部分时间实施戒严，全岛各地仍然发生连串的种族冲突事件，更多人在冲突中丧命和受伤。到了星期五（7月24 日），种族冲突事件才开始显著减少。8月2日，政府在情况稳定后，决定全面解除戒严。在7月的种族暴动中，总共有3568人被捕。
9/1964 印尼特工煽动马来人情绪
9月2日晚上，一名华族史古打骑士在东海岸路被两名马来人以石头攻击；10分钟后，一名华人在巴耶利¤路从巴士下车时，突然遭到两名马来人的袭 击；一个半小时后，一名57岁的马来小贩在芽笼士乃神秘被杀，有人声称“他是被一群华人所杀，目的是要激起马来人对华人的种族仇恨”。这个事件激怒了在附 近的马来人，并在这个地区引起一些种族冲突事件。到了隔天早晨，共有九名华人在冲突中受伤，其中两名伤势严重。
7月暴动以后为外来者提供煽动情绪良机
政治部在报告中透露，一个颠覆组织在印尼的支持下在种族冲突前，煽动马来人的情绪。不过，美国驻吉隆坡大使詹姆士·贝尔(James D. Bell) 觉得“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印尼特工和新加坡种族暴动有直接的关系”，尽管如此，他同意“7月的种族暴动发生后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已经毫无疑问的为外来者提供 许多煽动情绪的机会”。
在9月4日上午，大批的华人和马来人结集在芽笼士乃的路边和巴刹，对抗的情绪逐渐升高。到了近中午时分，种族暴动再次发生，七个人在暴动中丧命， 冲突的范围不断扩大。据美国驻新加坡领事向美国国务院作出的报告，这次参与种族暴动的暴徒看起来更有组织性，也不纯粹是以其他种族为攻击目标，他们攻击警 车，甚至威胁军事电信发报站，最后，守站的士兵只好开枪将暴徒驱散。
到了下午2时，政府再次宣布全岛进入戒严。当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正好出国访问，副总理杜进才博士在电台广播中要求人民不要听信“个人散播的传言和谣言”。
当政府在9月5日暂时解除戒严后，芽笼士乃又出现种族骚乱，警方后来展开行动逮捕了一些涉嫌颠覆活动的分子。到了9月8日，马来西亚副首相敦拉萨 来新加坡访问，他促请甘榜的马来同胞“不要理会印尼试图挑起种族情绪的行动”。隔天，整个局面几乎回复正常。在9月的种族暴动中，总共有1439人被捕， 新加坡政府最终在9月11日全面取消戒严。
暴动之果
两场种族暴动为新马分家埋伏笔
种族暴动过后，新加坡政府立刻发现，由于新加坡的警察和内部安全掌握在联邦政府的马来部长（依斯迈医生）手上，这使得马来极端分子在以煽动种族情 绪为手段攻击新加坡政府时，显得肆无忌惮。尽管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和内部安全部长依斯迈医生属于较温和的马来领袖，他们显然没有出面阻止马来极端分 子的反行动党运动。当新加坡的种族暴动在1964年7月爆发时，这两位马来领袖刚巧都身在国外。
行动党扩展政治影响力以求自保
行动党政府发现它不能坐以待毙，与其被马来极端分子“围堵”在新加坡，不如力求自保，开始向马来半岛，甚至北婆罗州扩展它的政治影响力。种族暴动也促使行动党领袖发现，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来对抗种族极端分子，即使是在新加坡，行动党也面对种族暴动可能造成的政治问题。
纽西兰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的报告指出，马来西亚能否生存，取决于华族和马来领袖可否将极端分子逐出它们的领导层，马来极端分子最终将引起华族的反击，这将为左倾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提供机会，他们可能在争取华人支持方面压倒行动党政府。
巫统并没约束马来极端分子
由于新加坡政府已经在预防华族极端分子制造事端方面尽了力，它因此期望巫统能相应的约束在马来西亚的马来极端分子，然而巫统的表现令行动党感到失望，它因此必须自行展开“打击种族极端分子”的宣传运动，并以更坚定的姿态倡导“建立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
行动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国会内外显示了它不可低估的政治实力，它成功地把许多支持“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的反对党组织起来，并在许 多课题上主导民间的舆论力量。巫统领导的华巫印执政联盟不久后发现，新加坡如果继续留在马来西亚，有朝一日它将挑战中央政权，东姑因而萌生让新加坡脱离联 邦的想法。1964年的两场种族暴动，可说是为新加坡最终必须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埋下了关键性的伏笔。
¤－此符号代表非标准汉字，恕无法显示。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770
2011年2月8日星期二
提一个大马却纵容种族主义 前美驻马大使狠批纳吉虚伪
提一个大马却纵容种族主义
前美驻马大使狠批纳吉虚伪
前美驻马大使狠批纳吉虚伪
 | 2011年2月8日 下午 3点00分 |
前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约翰马洛特（John Malott）今天在《亚洲华尔街日报》撰文狠批大马首相纳吉虚伪，因纳吉根本没有认真落实本身提出的“一个大马”理念，反而纵容大马种族主义恶化，造成大马在短短3年流失50万名人才。
约翰马洛特从上世纪90年代中便出任美驻马大使，于1998年卸任后不时对大马政府提出批评。
他在一篇题为“大马种族主义的代价”的评论中强调，大马的种族主义现象已令国家经济成长放缓，甚至对外流失人才。
纳吉上任族群宗教事件恶化
约翰马洛特指出，纳吉应该照镜自我检讨，是否认真想要落实“一个大马”的目标。
“纳吉2009年上台后，尽管提出了一个亮丽的辞汇，但族群间及宗教间的关系仍紧绷。”
“事实上，这比1969年的情况还严重，当时最少有200名巫、华裔因族群纠纷而丧生。”
约翰马洛特把这种日益紧张的族群及宗教系列事件，归咎于政府“容忍并在一些事件中透过言行举止来煽动，令族群间出现分化”。
提牛头爱国课十字架风波
他也提出一些案例，包括纳吉助理哈德柯尔（Hardev Kaur）被指曾在纳吉出席圣诞节开放门户活动时，抗议主办单位的吉隆坡天主教大主教住家不应展示十字架。
“柯尔之后澄清她仅是要求，而非指示；这好像任何大马人可拒绝由首相署办公室发出的要求。”
他再举例，因抗议兴都庙迁往本身住宅区而引发的牛头示威风波，内政部长希山慕丁却捍卫这批肇事的居民，另外，国防部长也曾质疑华印裔不愿从军，因缺乏爱国精神。
约翰马洛特也抨击巫统所拥有的《马来西亚前锋报》攻击华裔从政者，并煽动对华裔从政者的憎恨情绪，甚至曾建议应杀掉行动党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郭素沁。
3年内共有50万人离马
约翰马洛特总结，这种逐渐恶化的种族主义现象，导致2007年至2009年期间约有50万名国人离马，这比移居海外的专业大马人才数目还多出一倍。
他也指出，纳吉向强烈反对经济改革的右翼组织土著权威组织低头，殊不知停止改革将进一步影响大马竞争力及经济成长放缓，同时意味着更多工程在未竞标下发配给朋党。
约翰马洛特认为，纳吉甚至可能不可相信其政党和官员释放出的这套论述，惟为了捞取更多巫裔选票的支持而放任不理。
“当他（纳吉）的政党面对反对党来势汹汹挑战，尤其碰触及种族政策及在经济领域招致的后果时，这无疑成为一项政治便利。”
警告种族主义将会影响经济
约翰马洛特也警告，当大马拥有的包容逐渐被磨蚀掉，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大马若要在2020年发展为先进国，其经济成长每年便须达8%。
“要达致这种程度的成长，须有大量的国内外私人界投资及外国资源来支撑，并配合人力技巧的提升及重大的经济转型。不过，恶化的种族及宗教事件将形成阻力。”
约翰马洛特认为，当政府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煽动宗教及种族问题，然而这种机会主义的代价便是大马的经济。
“这国家的人民将会继续出走，一并带走的是金钱及人才。至于外资，担忧的是族群关系不稳固及缺乏经济改革，也会转投其他国家。”
约翰马洛特从上世纪90年代中便出任美驻马大使，于1998年卸任后不时对大马政府提出批评。
他在一篇题为“大马种族主义的代价”的评论中强调，大马的种族主义现象已令国家经济成长放缓，甚至对外流失人才。
纳吉上任族群宗教事件恶化
约翰马洛特指出，纳吉应该照镜自我检讨，是否认真想要落实“一个大马”的目标。“纳吉2009年上台后，尽管提出了一个亮丽的辞汇，但族群间及宗教间的关系仍紧绷。”
“事实上，这比1969年的情况还严重，当时最少有200名巫、华裔因族群纠纷而丧生。”
约翰马洛特把这种日益紧张的族群及宗教系列事件，归咎于政府“容忍并在一些事件中透过言行举止来煽动，令族群间出现分化”。
提牛头爱国课十字架风波
他也提出一些案例，包括纳吉助理哈德柯尔（Hardev Kaur）被指曾在纳吉出席圣诞节开放门户活动时，抗议主办单位的吉隆坡天主教大主教住家不应展示十字架。
“柯尔之后澄清她仅是要求，而非指示；这好像任何大马人可拒绝由首相署办公室发出的要求。”
他再举例，因抗议兴都庙迁往本身住宅区而引发的牛头示威风波，内政部长希山慕丁却捍卫这批肇事的居民，另外，国防部长也曾质疑华印裔不愿从军，因缺乏爱国精神。
约翰马洛特也抨击巫统所拥有的《马来西亚前锋报》攻击华裔从政者，并煽动对华裔从政者的憎恨情绪，甚至曾建议应杀掉行动党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郭素沁。
3年内共有50万人离马
约翰马洛特总结，这种逐渐恶化的种族主义现象，导致2007年至2009年期间约有50万名国人离马，这比移居海外的专业大马人才数目还多出一倍。
他也指出，纳吉向强烈反对经济改革的右翼组织土著权威组织低头，殊不知停止改革将进一步影响大马竞争力及经济成长放缓，同时意味着更多工程在未竞标下发配给朋党。
约翰马洛特认为，纳吉甚至可能不可相信其政党和官员释放出的这套论述，惟为了捞取更多巫裔选票的支持而放任不理。
“当他（纳吉）的政党面对反对党来势汹汹挑战，尤其碰触及种族政策及在经济领域招致的后果时，这无疑成为一项政治便利。”
警告种族主义将会影响经济
约翰马洛特也警告，当大马拥有的包容逐渐被磨蚀掉，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大马若要在2020年发展为先进国，其经济成长每年便须达8%。
“要达致这种程度的成长，须有大量的国内外私人界投资及外国资源来支撑，并配合人力技巧的提升及重大的经济转型。不过，恶化的种族及宗教事件将形成阻力。”
约翰马洛特认为，当政府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煽动宗教及种族问题，然而这种机会主义的代价便是大马的经济。
“这国家的人民将会继续出走，一并带走的是金钱及人才。至于外资，担忧的是族群关系不稳固及缺乏经济改革，也会转投其他国家。”
http://malaysiakini.com/news/155492
The Price of Malaysia's Racism
The Price of Malaysia's Racism
Slower growth and a drain of talented citizens are only the beginning.
By JOHN R. MALOTT
Malaysia's national tourism agency promotes the country as "a bubbling, bustling melting pot of races and religions where Malays, Indians, Chinese and many other ethnic groups live together in peace and harmony."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Najib Tun Razak echoed this view when he announced his government's theme, One Malaysia. "What makes Malaysia unique," Mr. Najib said, "is the diversity of our peoples. One Malaysia's goal is to preserve and enhance this unity in diversity, which has always been our strength and remains our best hope for the future."
If Mr. Najib is serious about achieving that goal, a long look in the mirror might be in order first.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new catchphrase, racial and religious tensions are higher today than when Mr. Najib took office in 2009. Indeed, they are worse than at any time since 1969, when at least 200 people died in racial clashes between the majority Malay and minority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recent deterioration is due to the troubling fact that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is tolerating, and in some cases provoking, ethnic factionalism through words and actions.
For instance, when the Catholic archbishop of Kuala Lumpur invited the prime minister for a Christmas Day open house last December, Hardev Kaur, an aide to Mr. Najib, said Christian crosses would have to be removed. There could be no carols or prayers, so as not to offend the prime minister, who is Muslim. Ms. Kaur later insisted that she "had made it clear that it was a request and not an instruction," as if any Malaysian could say no to a request from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milar examples of insensitivity abound. In September 2009,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Hishammuddin Onn met with protesters who had carried the decapitated head of a cow, a sacred animal in the Hindu religion, to an Indian temple. Mr. Hishammuddin then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defending their actions. Two months later, Defense Minister Ahmad Zahid Hamidi told Parliament that one reason Malaysia's armed forces are overwhelmingly Malay is that other ethnic groups have a "low spirit of patriotism." Under public pressure, he later apologized.
The leading Malay language newspaper, Utusan Melayu, prints what opposition leader Lim Kit Siang calls a daily staple of falsehoods that stoke racial hatred. Utusan, which is owned by Mr. Najib's political party, has claimed that the opposition would make Malaysia a colony of China and abolish the Malay monarchy. It regularly attacks Chinese Malaysian politicians, and even suggested that one of them, parliamentarian Teresa Kok, should be killed.
Associated Press
Ethnic Indian Malaysians protesting in 2007.
This steady erosion of tolerance is more than a political challenge. It's an economic problem as well.
Once one of the developing world's stars, Malaysia's economy has underperformed for the past decade. To meet its much-vaunted goal of becoming a developed nation by 2020, Malaysia needs to grow by 8% per year during this decade. That level of growth will require major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ources, upgraded human skills, and significant economic reform. Worsening racial and religious tensions stand in the way.
Almost 500,000 Malaysians left the country between 2007 and 2009, more than doubling the number of Malaysian professionals who live overseas. It appears that most were skilled ethnic Chinese and Indian Malaysians, tired of being treated as second-class citizens in their own country and denied the opportunity to compete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whether in education, business, or government. Many of these emigrants, as well as the many Malaysian students who study overseas and never return (again, most of whom are ethnic Chinese and Indian), have the business, engineering, and scientific skills that Malaysia needs for its future. They also have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savvy to enhance Malaysia's economic ties with Asia's two biggest growing markets, China and India.
Of course, one could argue that discrimination isn't new for these Chinese and Indians. Malaysia's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for its Malay majority—which give them preference in everything from stock allocation to housing discounts—have been in place for decades. So what is driv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away now?
First, these minorities increasingly feel that they have lost a voice in their own government. The Chinese and India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uling coalition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ir communities, bu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y have been neutered. They stand largely silent in the face of the growing racial insults hurled by their Malay political partners. Today over 90% of the civil service, police, military, university lecturers, and overseas diplomatic staff are Malay. Even TalentCorp, the government agency created in 2010 that is supposed to encourage overseas Malaysians to return home, is headed by a Malay, with an all-Malay Board of Trustees.
Second, economic reform and adjustments to the government's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are on hold. Although Mr. Najib held out the hope of change a year ago with his New Economic Model, which promised an "inclusive"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 that would be, in Mr. Najib's words, "market friendly, merit-based, transparent and needs-based," he has failed to follow through. This is because of opposition from right-wing militant Malay groups such as Perkasa, which believe that a move towards meritocracy and transparency threatens what they call "Malay rights."
But stalling reform will mean a further loss in competitiveness and slower growth. It also means that the cronyism and no-bid contracts that favor the well-connected will continue. All this sends a discouraging signal to many young Malaysians that no matter how hard they study or work, they will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ahead.
Mr. Najib may not actually believe much of the rhetoric emanating from his party and his government's officers, but he tolerates it because he needs to shore up his Malay base. It's politically convenient at a time when his party faces its most serious opposition challenge in recent memory—and especially when the opposition is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 on ethnic policy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One young opposition leader, parliamentarian Nurul Izzah Anwar, the daughter of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war Ibrahim, has proposed a national debate on what she called the alternative visions of Malaysia's future—whether it should be a Malay nation or a Malaysian nation. For that, she earned the wrath of Perkasa; the government suggested her remark was "seditious."
Malaysia's government might find it politically expedient to stir the racial and religious pot, but its opportunism comes with an economic price tag. Its citizens will continue to vote with their feet and take their money and talents with them. And foreign investors, concerned about racial instability and the absence of meaningful economic reform, will continue to look elsewhere to do business.
Mr. Malott was the U.S. Ambassador to Malaysia, 1995-1998.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422204576129663620557634.html
2011年2月1日星期二
丁能補選結果初探
林明華‧丁能補選結果初探
2011-01-31 19:14
風雨湊熱鬧，水災搞破壞，丁能補選在一片狼狽景象中舉行，但卻刮不起冷風，國陣隱守城池，寫下了近期補選三連勝的記錄。
這場補選，國陣候選人阿查哈的多數票達3千707張，若非水災搞局，拉低了其中2個國陣強區的投票率，相信國陣多數票欲突破5千張的預定目標，並非夢想。
國陣最大的安慰，是在4個華人投票站中贏了3個，這比起308大選時3負1勝的窘境，無疑是一 大躍進，馬華這回小考及格，總算挽回了一點顏面。
但喜中有憂， 因為4個華裔為主的投票站，投票率都未達60%，遠低於67%的平均投票率。其中，國陣唯一落敗的拉美士中區，投票率竟然只有50%，比平均投票率低了約 17%。此外，丁能車站、拉美士及拉美士東區的投票率分別為56.87%、58.26%及59.75%，全部都偏低。
華裔投票率偏低，據初步分析，原因可能包括：
‧大雨加上水災，令投票意願本來就不高的一些選民放棄投票。
‧農曆除夕還有3天，1千多名在外地工作的選民絕大多數尚未回鄉。
‧補選議題軟弱無力，無法吸引中間選民出來投票。
‧一些華裔不認同國陣，但對回教黨又心存顧忌，因此寧可棄權，也不願含淚投票。
丁能補選共設12個投票站，當中有6個站的投票率低於60%，華裔選區竟佔了其中4個，這個特殊現象，確實值得各方深入探討。
反觀巫裔選區，除了水災災情嚴重的詹布拉西區（52.34%）及拉美士北區（52.57%）之 外，其他各區的投票率都超過70%，介於73.29%至79.26%。巫裔選民踴躍投票的熱忱，是國陣在投票率下降了6%的情況下，多數票卻仍比308大 選多出1千215張的主因。舉例說，在國陣獲得近87%支持率的詹布拉區，投票率便高達79%，比之拉美士中區的約50%投票率，竟高出了29%！
國陣大勝的另一原因是獲得印裔選民的大力支持，在武吉拿督園坵和拉美士北區，國陣的支持率分別高達75%和77%，便是最好的證明。
整體而言，這場補選，巫、印選民仍然情牽國陣，華裔選民也有回流國陣的趨勢，這對揚言要入主布城的民聯顯然是個不妙的警訊。如果國陣能在最遲7月舉行的砂州選舉中保持這種強勢，全國大選的腳步，相信亦不遠矣！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8045?tid=18
政商合一致黑钱外流 贪污为资金外流温床
政商合一致黑钱外流
贪污为资金外流温床
黑钱流转（下）
【本刊梁志华撰述】由全球财务廉政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撰写的这份报告书，所面对的第二个局限是，无法追踪因缺乏治理（lack of governance）和政治不稳定（political instability）所造成的非法资金外流。
在 缺乏治理的这一环，贪污（Corruption）被视为是黑钱外流的最大根源之一，也是最难追踪的黑钱外流部分。这份报告书所指的贪污范畴，包括政府官员 所涉及的收取贿金（bribe-taking），以及私人领域的“草根贪污”（grassroots corruption，包括个人、家庭以及企业）。
全 球财务廉政组织在相关报告书中承认，基于贪污加速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的蓬勃发展，这些包括商业、贪污以及犯罪活动在内的各种地下经济活动，很少反映在官方数据上，因此，这份报告书（使用官方数据）所统计出 来的黑钱外流数字，很大可能严重低估了一个国家的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的实际情况。根 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在采购（Procurement）方面，因为欺诈与贪污，每年折损高达马币100亿元，相当于占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1-2%比重。这笔从欺诈与贪污而来的100亿元黑钱，足以为黑钱外流活动打造一个庞大的温床。
贪污是黑钱外流的温床
国 际刑事法改革与刑事司法政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riminal Law Reform and Criminal Justice Policy）的亚仑卡斯特（Allan Castle）指出，除了毒品与各类走私活动、欺诈、卖淫、地下博彩等之外，洗黑钱的其他源头还包括逃税（Tax Evasion）与贪污（Corruption）。（备注1）
贪污与洗黑钱之间存在双向且复杂的关系。贪污带来大量的非法资金，而受贿的人必须通过洗黑钱的方式，来掩盖这些资金的来源。这当中包括将这些见不得光的黑钱（贿赂金）悄悄转运到国外，以进行黑钱漂白工作。以 钱币兑换商丑闻案为例，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Mohamad Hasan）涉嫌通过一家钱币兑换商沙拉玛（Salamath）汇出马币1000万元到英国伦敦。另一名资深部长妻子涉嫌在杜拜收取一笔由一家产业发展商 通过钱币兑换商汇出的60万元款项。一名官联公司的行政总裁也涉嫌通过钱币兑换商汇出320万英镑（马币1800万元）的现金到伦敦。
虽然国家银行一再强调，本地银行系统是汇钱出国的主要合法管道，不过，这些高官显要却刻意避开合法管道，选择用非法途径运钱出国，显然是不想交待这些钱的来源。更贴切来说，这些钱都是“见不得光的钱”。【点击：Hawala系统暴露恐怖融资漏洞 贪污蕴育洗黑钱恐怖融资温床】
这 些通过各种途径流出马来西亚的黑钱，很多时候以各种不同形势，比如说购买房地产、名贵物品、投资股市等方式，把这些黑钱漂白，使得原本从我国外流的黑钱变 成“干净的资产”。前乡村与区域发展部长丹斯里莫哈末泰益在1997年，就曾携带240万令吉现款入境澳洲被拦截。他稍后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在澳洲购买数 栋总值近马币1700万元的房地产。
政治不稳定加剧黑钱外流
另一方面，政治不稳定更进一步造成非法资金或黑钱大规模外流。然而，这方面的资金外流实际数额，其实不容易追踪与计算。全球财务廉政组织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不稳定与黑钱外流之间的正面关系。
这份报告书的资料显示，马来西亚的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趋势的最巅峰时期，正好就发生在前首相阿都拉（右图）执政时期。从2004年至2008年之间，黑钱外流情况大幅增加，从2004年的195亿8000万美元，激增至2008年的682亿4000万美元。阿都拉从执政初期的“杜绝贪污滥权”口号，高调推出‘国家廉政大蓝图’，一直到后期的政权动摇，尤其是经历2008年308大选的政治大海啸，一再对滞留在国内的黑钱形成威胁。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这些黑钱在这段时期纷纷逃出马来西亚流向外国。
然而，这些只是从官方数据上，可以追踪到的黑钱外流数字。掀开这层神秘的面纱，真正流出马来西亚的黑钱规模，肯定不只这个数字。尤其是当我国存在其他难以追踪的运钱管道情况下，官方资料显示的黑钱外流，显然被严重低估了。
贸易错价资产互换
黑钱外流缺口大开
除了“hawala”系统之外，另一个很难被追踪的管道，就是通过错价贸易（Trade Mispricing）的管道，把非法资金或黑钱汇出国外。这基本上就是全球财务廉政组织在统计黑钱外流方面，所面对的第三个局限——难以计算错价贸易模式所引发的黑钱外流。
该 报告坦言，贸易错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同一出口与进口之间的价差（只要对照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记录，很容易追查到非法资金的踪影），就连同一张账单上也出 现贸易错价，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个价差，进行盈利和资本的跨境转移。这样的非法资金转移模式如今以非常普遍，而且难以估计真正价值。
此外，现在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拉丁美洲的商家，以及俄罗斯的企业家，利用资产互换（Asset swaps）的方式，把资产从本身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这些资产互换模式也变得非常普及化，并且无法估计资产价值。
政商合一为黑钱外流开启大门
对于马来西亚而言，基于我国奉行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模式，很多官联公司（GLCs）与私人界企业在国外拥有很多业务与资产，而且国际贸易（进出口）非常频密，使得我国企业更容易利用这个缺口（无论是贸易错价或资产互换），把非法资金或黑钱从马来西亚转移到国外。
砂 州首长兼砂州国阵主席泰益玛目（Taib Mahmud，左图）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尼尔森（Neilson Ilan Mersat）在200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砂拉越德政治与商业》（Politics and Business in Sarawak ，1963-2004）中就指出，砂州首长泰益玛目与其家族，通过对砂州政府的控制权，获取许多政府合约，从而累积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和盈利都被转运并隐 藏在国外。根据《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部落格的资料显示，泰益玛目透过家族成员控制了一家价值8000万美元的美国房地产公司Sakti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该公司五名股东包括两名胞弟翁（Onn Mahmud）与阿利（Arip Mahmud）、女儿嘉米拉（Jamilah Taib），以及两名儿子玛目（Mahmud Taib）和苏莱曼（Sulaiman Taib）。
除了通过Sakti International在美国持有资产，泰益家族也在加拿大、澳洲和英国拥有资产，包括在加拿大坐拥超过1亿美元的产业，并与当地的社会名流和加拿大执政党拥有密切关系。基于泰益玛目家族经营许多生意，再加上拥有Sakti International这家美国房地产公司，因此，对泰益玛目来说，无论是以贸易错价或资产互换的方式，都可以轻易把搜刮而来的财富转移到国外。
实 际上，“hawala”系统的存在，让贸易错价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从而加剧了马来西亚黑钱外流的实际情况。经济学者伊米利（Emily C. Schaeffer）就指出，“hawala”系统本身就是国际贸易错价的一个非法资金外流缺口，因为贸易错价是“hawala”系统内的货币交易商之间 解决账目的其中一个主要管道。（备注2）
基本上，“hawala”系统内的货币交易商通过对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少报账单（under-invoicing）或多报账单（over-invoicing）来解决彼此客户之间的汇款账目。
我国二黑钱缺口共存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是全球财务廉政组织撰写的这份报告书中，唯一同时出现两种类型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的国家，即同时通过国际收支平衡（CED）和贸易错价（GER）两个方式输出非法资金。（参考图表1）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是一个高度自由贸易的国度，加上官联企业在海外拥有很多业务与资产，使得我国同时具备两个黑钱外流的输出管道。基 于这个条件，促使我国企业（官联或私人）和寻租人可以利用国际收支平衡的平台，把从行贿、逃税、贪污等取得的非法资金或黑钱，或没有记录的资金转移到国 外。许多石油出产国如科威特、尼日利亚、卡塔尔、沙地阿拉伯等，就是利用这个管道把非法资金运出国外。因此，该报告书也不排除，国家石油 （Petronas）涉及同样的勾当。
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能够同时利用贸易错价和资产互换的缺口，光明正大把资产和盈利转移到国外。由于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关系非常密切，这让我国企业更容易把资产与盈利转移到这些发达国家。此外，“hawala”系统的存在，让我国的黑钱外流情况变得更加容易。
如果把全球财务廉政组织这份报告书中的三大局限，即黑钱外流管道（“hawala”系统与走私活动）、缺乏治理（贪污）与政治不稳定，以及错价贸易模式，一并纳入计算中，可想而知，我国的黑钱外流情况，肯定比想象中还要恐怖。
当然，可以预期的是，如果我国继续维持旧有的经济模式，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寻租活动和贪污舞弊的根深蒂固，将永远制造无数量的黑钱，为这些黑钱外流管道开创无限的商机。
图表1：马来西亚黑钱外流情况（十亿美元计）
| 年份 | 非法资金外流 | CED部分（以国际收支平衡计算） | GER部分（以错价贸易计算） |
| 2000 | 22.21 | 11.23 | 10.98 |
| 2001 | 21.01 | 9.79 | 11.23 |
| 2002 | 12.15 | 0 | 12.15 |
| 2003 | 17.73 | 0 | 17.73 |
| 2004 | 19.58 | 0 | 19.58 |
| 2005 | 38.78 | 17.18 | 21.60 |
| 2006 | 44.38 | 22.43 | 21.94 |
| 2007 | 47.24 | 19.95 | 27.28 |
| 2008 | 68.24 | 39.15 | 29.09 |
| 非法资金外流总数 | 291.32 | 119.74 | 171.58 |
| 平均外流 | 32.37 | 13.30 | 19.06 |
备注1：参考Allan Castle在1999年3月撰写的《亚太区洗黑钱与贪污》（Money laundering and corrup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备 注 2：参考Emily C. Schaeffer，《Remittances and Reputations in Hawala Money-Transfer Systems: Self-Enforcing Exchange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我国黑钱外流显著低估 Hawala系统没纳入统计
我国黑钱外流显著低估
Hawala系统没纳入统计
黑钱流转（上）
【本刊梁志华撰述】马 来西亚再次成为全球的目光焦点。这一次，不是因为“亚洲奇迹再现”、“迈向2020宏愿的新经济模式”，或者“比国油双峰塔更高的百层摩天楼”云云，而是 一笔“来历不明”的2910亿美元（马币8880亿元）非法资金（黑钱）外流（Illicit financial outflow），让马来西亚成为全 球第五大非法资金外流的发展中国家。
这份由全球财务廉政组织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撰写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流动：2000年至2009 年》（Illicit Financial Flow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2000-2009），是一份更新版本的 研究报告，把焦点放在亚洲地区。原版的报告是在2008年发表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流动：2000年至2006 年》（Illicit Financial Flow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2–2006）。
截 至目前为止，媒体引述这份报告书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点上。首先是马来西亚的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规模。从2000年至2008年之间，一共有 2910亿美元（或相当于马币8880亿元）的非法资金或黑钱从马来西亚流出。这让马来西亚一跃而起，成为全球第五大黑钱外流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亚洲区 名列第二位，仅次于中国。
我国黑钱外流快速增长
其 二，是马来西亚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的增长速度。马来西亚的黑钱外流从2000年的222亿美元，激增至2008年的682亿美元，黑钱外流在九年内增长了 超过两倍的水平。根据该报告的说法，马来西亚的黑钱外流以如此显著的幅度增长，在亚洲区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参考图表1）
第三，马来西亚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占亚洲区的比重。整体而言，我国黑钱外流占亚洲区发展中国家黑钱外流总额的比重，是亚洲区内唯一出现持续上扬的国家，从2000年的11%上扬至2008年的14%，九年平均比重为10%。（参考图表1）
相比之下，在全球与亚洲区稳坐榜首位置的中国，从2000年的85%降低至2008年70%，而挤入前五大排名的印尼和印度，在这段期间分别从8%降至3%和4%水平，菲律宾则大部分时间维持在平均3%的水平。
图表1：2000年至2008年马来西亚非法资金（黑钱）外流趋势（十亿美元计）
| 年份 | 非法资金外流 | CED部分（以国际收支平衡计算） | GER部分（以错价贸易计算） | 占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外流比重 | 占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外流比重 |
| 2000 | 22.21 | 11.23 | 10.98 | 6% | 11% |
| 2001 | 21.01 | 9.79 | 11.23 | 5% | 9% |
| 2002 | 12.15 | 0 | 12.15 | 3% | 6% |
| 2003 | 17.73 | 0 | 17.73 | 3% | 7% |
| 2004 | 19.58 | 0 | 19.58 | 3% | 6% |
| 2005 | 38.78 | 17.18 | 21.60 | 5% | 10% |
| 2006 | 44.38 | 22.43 | 21.94 | 5% | 12% |
| 2007 | 47.24 | 19.95 | 27.28 | 4% | 11% |
| 2008 | 68.24 | 39.15 | 29.09 | 5% | 14% |
| 非法资金外流总数 | 291.32 | 119.74 | 171.58 | 4% | 10% |
| 平均外流 | 32.37 | 13.30 | 19.06 | - | - |
我国黑钱外流规模被低估
但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到，上述焦点并没有反映出马来西亚的黑钱外流最真实的一面。更贴切来说，这份报告书所提及的黑钱外流状况，其实被低估了，我国的黑钱外流实际数额，比报告书中统计的数额（2910亿美元）还要高。
被 忽略的关键点，就出现在这份报告书中的研究方法摘要（Summary of Methodology）内的一个环节——“模式的局限” （Limitations of the Model）。翻看这一部分的资料，不难发现这份报告书的统计数据面对三个局限，而这些局限恰好就是导致马来西 亚黑钱外流的统计数字被低估的关键所在。这份报告书所面对的首个局限是，这个经济统计模式无法涵盖所有非 法资金外流的管道。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hawala”系统。该报告书指出，“投资者”可以通过“hawala模式”的互换安排来转移资金，这样的安 排方式可以用来把非法资金或黑钱运出国，而不会留下任何官方纪录，因此，该报告书无法把从“hawala”系统汇出的黑钱纳入计算。
“hawala”系统是黑钱外流温床
基 本上，“Hawala”系统是钱币兑换商之间的一个全球性汇钱网络，被视为是传统银行系统的“另类金融管道系统”。当一个国家的钱币兑换商接获一笔钱后， 只需一通电话，另一国家的钱币兑换商即可以互换安排方式把钱汇出。之后，这些钱币兑换商才通过内部结算所系统来结算账目，这包括资金对敲、交换珠宝首饰， 甚至由跑腿负责带钱结算。
马来西亚在1998年实施资金管制后，汇出大笔资金需要获得国家银行的批准。因此，“hawala”系统被广泛使用，作为汇钱出国的管道。这个系统的好处是速度快，收费便宜，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纪录。尽 管我国近年来已逐步放宽外汇管制，银行系统至今依然是汇钱出国的主要合法管道，不过，通过银行汇钱出国需要做出呈报。因此，对于那些因各种原因，包括来历 不明的资金、贪污资金、非法活动用途资金等，而不愿作出呈报的人士，就通过本地钱币兑换商在全球各地的“hawala”系统，非法把钱汇出国。【点击：Hawala系统暴露恐怖融资漏洞 贪污蕴育洗黑钱恐怖融资温床】
本地媒体揭发国内许多高官显要，包括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一名资深部长的妻子、官联公司高层、政治人物等利用这个平台，非法将大笔资金汇出国外，涉及款项从马币数十万到整千万元。【点击：森大臣非法汇钱乃冰山一角 兑换商每日替政商汇钱出国】
每年超过10亿资金进出我国
此外，本地英文报章《太阳报》（Ths Sun）在去年12月杪的一篇报道中，引述国家银行的高级官员谈话指出，“hawala”系统（或称非法汇钱）已经超越毒品、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以及犯罪活动，成为我国最大规模的非法活动。
该 官员表示，虽然没有官方数据，不过，按照国行计算，每年有马币数亿元的资金通过“hawala”系统非法进出马来西亚，最高甚至可能每年有超过马币10亿 元的规模进出。尽管国行在2009年吊销41家涉及非法汇钱的钱币兑换商，但是，“hawala”系统依然继续蓬勃发展。目前，我国有875家持牌的钱币 兑换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2003年按照15个采用 “hawala”系统的国家的黑市外汇兑换来计算，从1981年至2000年的这20年时间来，每年估计有介于100亿至350亿美元通过 “hawala”系统进行资金转移。（备注1）
虽然资料显示，每年通过“hawala”系统这个非正规管 道汇出的资金规模，从1980年代的350亿美元，降低至2000年的100亿美元，不过，这两大国际组织认为，种族、地理、成本，以及其他因素（见不得 光的资金），将继续影响人们避开正规管道，采用“hawala”系统这类非正规管道汇钱。
走私是黑钱外流重要管道
除 了“hawala”系统，另一个没有被全球财务廉政组织纳入马来西亚黑钱外流统计数据的重要管道，是走私活动管道。该报告书指出，走私商品是另一重要的黑 钱外流管道，因为资本可以通过这个管道非法外流，而不会留下任何官方纪录，即“出口国”和“进口国”皆不会有走私商品的纪录。
根 据追踪洗黑钱的国际组织——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在《亚太集团针对马来西亚的共同评估报 告》（APG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 on Malaysia）中就指出，走私商品是马来西亚的非法资金 （illicit funds）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海关对账单作假的调查，我国监管单位揭发走私贸易所进行的洗黑钱活动，制造大量的非法资金进出马来西 亚。
我国政府监管单位，包括在各个入境/出境点、港口、自由贸易区站岗的海关官员，本身除了监管不严，很多时候更监守自盗，涉及贪污舞弊，导致我国走私活动，如汽油、沙石、烟酒，以及非法伐木活动等日益猖獗。而这些非法活动所带来的庞大盈利，最终可能成了黑钱外流的一大管道。比 方说，新加坡自1999年以来大兴土木，除了积极展开填海工程，也大事发展大型基建工程计划，矿砂需求相对非常大。柔佛州的矿砂走私活动，在过去三四年来 日益猖狂，最巅峰时期的价格一度飙涨至每吨60新币，每天有超过100辆罗里运沙到新加坡。按每车40吨的沙量计算，估计当时每天运入新加坡的矿砂价值总 额超过24万新币，或相当于一年8760万新币。【点击：政要撑腰偷龙转凤出口 柔佛矿砂走私活动猖獗】
据悉，除了柔佛以陆路运输沙石，其他矿沙生产州属如雪州、彭亨、霹雳等，大都以船运方式把沙运到新加坡。根据运输业者的估计，用来运沙的船只，每艘可以承载近4000吨的沙。以目前每吨新币30元的价格计算，每艘船走私的砂石价值高达12万新币。
仅 仅2009年就有很多走私者试图把超过200公吨的白糖偷运出国。此外，柴油也经常被走私到邻国。数据显示，从2006年至2010年10月，政府为渔民 提供51亿公升津贴柴油，其中有2亿5600万公升的柴油被人走私到邻国，以每公升马币40分的价差计算（市场价与黑市价差异），估计走私盈利可达1亿零 240万元。
地下经济与“hawala”系统互通
实 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多项研究显示，走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更助长了“hawala”系统的扩张。走私活动与“hawala”系统之间的关 系，一开始是建立在海湾与南亚地区之间的黄金贸易与走私活动，即利用在海湾工作的南亚人作为掩饰，支付他们高一点的兑换率来协助转移资金，完成黄金走私活 动的交易。
最终，利用“hawala”系统来进行走私活动的情况日益扩大，来自中东、东南亚、英国甚至北美洲的外国工作者，被借用身份来进行走私活动的资金转移，促使整个“hawala”系统逐步演变成今天的全球性网络。
根 据本地大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的阿菲扎（Afizar Amir）、达祖阿里芬（Tajul Ariffin Masron）以及哈斯琳达 （Haslindar Ibrahim）撰写的文献《马来西亚的地下经济分 析》（An Analysis of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Malaysia），截至2003年，我国地下经济占国内 生产总值，高达32.2%的比重。
如果以我国在2003年写下的1102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我国地下经济的规模估计达354亿8440万美元。地下经济涉及非常广泛的非法经济活动，包括走私、卖淫、无照经营、非法劳工、逃税漏税等。
当地下经济与“hawala”系统之间架起一个彼此互通与互相依赖的关系之后，这将导致我国的非法资金或黑钱外流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个计算基础上，过去9年从我国流出的黑钱实际数额，肯定比全球财务廉政组织计算的2910亿美元（马币8880亿元）还要高。
备 注1：参考Maimbo, Samuel Munzele, M. El Qorchi, and John F. Wilson. 2003."Informal Funds Transfer Systems: An Analysis of the Informal Hawala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222,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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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would also like to add that the so-called Talent Corporation is another racist arm of UMNO whose main fundtion is to lure back the qualified Malays who have also left our shores, not luring back the non-Malays. UMNO doesn't fool me. Over to your, Tuan Umar. We are all waiting for your reply.
http://malaysia-today.net/mtcolumns/letterssurat/38031-john-mallots-wsj-article-a-response